七，制度稳定性和变迁
对於许多具体的经验研究来说，应该把结构化理论看成是一种增进研究者对社会现象之感受力的手段，而不应有其他奢望。…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两种错误观念:一种是认为了解理论就意味着要在研究中始终抱着一堆抽象概念不放;另一种则认为，如果完全没有这些理论概念，我们一样可以干得很好。
八，融会贯通:结构化理论与各种研究形式
无论研究对象是什麽性质的材料，研究者都可以在下列四个层次中选择一种针对这种材料的研究方法。所有的社会研究都以一种诠释学环节为前提，但如果由於研究者和研究都处於一个共同的文化处境中，所以研究中利用的共用知识无须说明，上述前提就可以是隐含的。
Wilson:
社会世界是由在特定具体情境中产生的情境性行动构成的。参与互动的人自己都可以识别这些行动，描述它们，并将它们作为正当的根据来使用，成为在这些场合以及此后其他场合中进一步推理和行动的基础。情境性的行动是通过各种社会互动机制产生的，这些机制既超越了具体情境，又对每个具体情境反应很敏感。而社会成员就是采用社会结构，来使他们在特定情境中进行的行动为人理解，显得有条有理。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结构既是情境性互动的根本源泉，也是后者的产物;至於社会结构，则作为一种客观现实被再生产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约制了行动。正是通过社会结构和情境性行动之间的这种反身性关系，并利用了意义对情境的依赖，所有的人才都清楚看到了行为的相互可理解性。
九，共同知识与常识
要考察研究的批判性意涵是什麽，我们就必须考虑以下两个问题，即社会科学在何种意义上揭示了新的知识，以及这种知识可以怎样和对虚假信念的批判联系在一起。
我们在描述社会生活时，不能把日常语言使用和行动中包含的各种常识信念仅仅看作是妨碍我们得出有效观点或定论的障碍。这是因为如果不了解组成社会的那些行动者默契於心或明确表述的知识，就根本不可能描述社会活动。但麻烦在於，采取诠释形式的社会科学的倡导者，一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就发现自己难以或说不可能维持批判的锋芒。
摆脱死胡同的方法之一，就是区分共同知识mutual
knowledge和，常识。前者指的是，社会分析者对信念的本真性或用诠释学的方式进入对社会生活的描述中，都必须加以尊重。…至於常识专指日常活动的行为中所包含的命题性信念。这一区分很大程度上是分析性的;也就是说，常识不被当成知识，而是作为可证伪的信念的共同知识。
对於批判那些被视为常识的普通信念包括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并没有优先性，社会科学在两种意义上具有重要性。社会科学家从事的批判活动就是他们工作的核心，而一旦这些活动证明行动者所持的信念是无效的，或者没有适当根据，就会对这些信念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如果这些信念构成了行动者做事的理由，这种影响就显得尤其重要。
如果证明一种社会信念是错误的，几乎肯定会导致相应的实践意涵，即转变与这种信念相联系的行动。对一种信念进行批判，在逻辑上就意味了批判藉助这种信念而完成的活动或实践。
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对错误信念的批判，就意味着是要以实践的方式介入社会，意味着是一种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现象。，
社会科学终发展形成的新知识，一般来说会直接影响到现存的社会世界，然而有些状况却使得新知识不会引发改变。
与社会科学知识所描述的情况相关的过去事件和社会状况，已经不再发挥作用了。
新近获得的资讯并未改变社会科学研究的这些行为所依赖的动机和理由。
新的知识和资讯被用来维持现有状况。
那些寻求运用新知识的人，没有处在合适的情境中，所以不能有效达到目的。
那些据称是知识的理论或发现，结果却有些错误。
对於知识所涉及的行动者来说，新知识琐碎细小，或者难以令人感兴趣。
社会科学产生的知识或资讯形式，妨碍了它的实现，或者掩盖了可能实现这种知识的某些方式。
十，社会科学中的概括
社会科学中所有的抽象概括，都直接或间接的体现为因果陈述。但是，关键的问题在於这里涉及的是哪一种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相关的行动者，造成一种常规结果，或者结果的发生是与参与者的意图完全相左，这两种情境有实质性的差异。既然从因果关系上来看，行动者有关那些决定概括是否成立的条件的知识，对於概括本身是至关重要的，那麽就可以藉由改变这些知识，来改变这些条件。自证预言就是这种现象的例子。
十一，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
在社会科学中，实践就是理论研究的对象，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理论改变了它自身的对象。
要推进社会科学的批判性，社会科学家在观念上就必须更加充分的认识到，社会科学话语自身具有的实践内涵。社会科学本身就深刻的包含在他们的研究对象中，这一事实表明观念史具有一种根本的作用。
附论:社会科学，历史学和地理学
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历史学关注的是如何复原一个失去的过去;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历史看作是在某种程度上为历史学家所持有的一种文本诠释技术。根据第一种解释，历史学就具有自身特定的研究主题，而根据第二种解释，历史学的特徵就主要是方法论方面的。但如果我们稍微仔细考察这两种说法，就会发现它们多少都没有什麽道理。，
如果说社会科学和史学之间存在着分工，那麽也只是劳动上的具体分工，而没有逻辑和方法论上的分野。历史学家专门研究一些特定种类的文本材料，语言或，时期，从事这些研究都不能脱离社会理论中各种概念和固有的两难困境来进行。但是，即便是那些关注如何用最抽象一般的理论来探讨社会生活问题的社会科学家，也同样不可能摆脱解释文本和其他文化物件的诠释学要求。历史学研究就是社会研究，反之亦然。
Braudel想要把握的，结构与局势之间的对话，与我在结构化理论中用更详尽的方式努力表现的内容十分相似。Braudel是研究长时段的历史学家，但他显然也关注如何将偶然的，短期的因素和历史久远的制度联系在一起。
历史是事件通过能动作用和结构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在时间和空间中实现的结构化，是日常生活的世俗性与跨越广袤时空的制度形式之间的相互关连。
有些学者用一些更抽象的空间形式模型来取代地理学中的区域化观念，我认为这是一种误入歧途的尝试。我并不认为只有地理学才关注分析区域化的问题。相反，我努力强调应该将区域化看作是在社会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观念。我们最好不要将区域化完全理解为是个空间观念，它同时表述了各种情境在时空中的聚集。
城市社会学并不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我们还要认识到，近来城市理论所取得的发展，已经帮助我们进一步摧毁了地理学和社会学之间一些无谓的区分。，
我们不能将空间看作是塑造社会集团的活动赖以发生的无内容的虚空维度，而是必须将它和互动系统的构成联系在一起考虑。有关历史学的论述，同样也适用於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或方法论上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