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习之文气似不及昌黎，然传称其“辞致浑厚，见推当时。”由一“致”字求之，便可隐知其妙。韩文出于《孟子》，李习之文出于《中庸》。宗李多于宗韩者，宋文也。
韩昌黎不称王仲淹《中说》，而李习之《答王载言书》称之。今观习之之文，俯仰揖让，固于《中说》为近。
皇甫持正论文，尝言“文奇理正。”然综观其意，究是一于好奇。如《答李生书》云：“意新则异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于众则奇矣。”此盖学韩而第得其所谓“怪怪奇奇，只以自嬉”者。
或问持正文于扬子云何如？曰：辞近《太玄》，理犹未及《法言》。问较李元宾之尚辞何如？曰：“不沿袭前人”似之。
文得昌黎之传者，李习之精于理，皇甫持正练于辞。习之一宗，直为北宋名家发源之始；而祖述持正者，则自孙可之后，已罕闻成家者矣。
杜牧之识见自是一时之杰。观所作《罪言》，谓“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又两进策于李文饶，皆案切时势，见利害于未然。以文论之，亦可谓不“浪战”者矣。
孙可之《与友人论文书》云：“词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如斯宗旨，其即可之得之来无择，无择得之持正者耶？
广明时，诏书谓孙樵有扬、马之文。樵《与高锡望书》，自称“熟司马迁、扬子云书。”然则诏所云“马”者，殆亦指史迁，非相如耶？
刘蜕文，意欲自成一子。如《山书》十八篇，《古渔父》四篇，辞若僻，而寄托未尝不远。学《楚辞》尤有深致，《哀湘竹》《下清江》《招帝子》虽止三章，颇得《九歌》遗意。
李习之《与陆傪书》盛推昌黎文，谓“尝书其一章曰《获麟解》，其他可以类知。”孙可之《与王霖书》称《进学解》“拔地倚天，句句欲活。”今观两家文，信乎各得所近。
《宋史·柳开传》称开“始慕韩愈、柳宗元为文”，《穆修传》亦言“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今观伯长所为《唐柳先生文集后序》云：“天厚余嗜多矣。始而餍我以韩，既而饫我以柳。谓天不吾厚，岂不诬也哉！”可知其所学与仲涂一矣。
尹师鲁为古文先于欧公，欧公称其文“简而有法”，且谓“在孔子《六经》中，惟《春秋》可当。”盖师鲁本深于《春秋》，范文正为撰文集序尝言之。钱文僖起双桂楼，建临园驿，尹、欧皆为作记。欧记凡数千言，而尹只用五百字。欧服其简古。是亦“简而有法”之一证也。
范文正贬饶州，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其为国重贤如此；而于文正所为《岳阳楼记》，则曰“传奇体耳”，其不阿所好又如此。固宜能以古学振起当时也。
欧阳公文，几于史公之洁；而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指趣为多。
欧阳公《五代史》诸论，深得“畏天悯人”之旨。盖其事不足言，而又不忍不言；言之怫于己，不言无以惩于世。情见乎辞，亦可悲矣。公他文亦多恻隐之意。
屈子《卜居》《史记·伯夷传》，妙在于所不疑事，却参以活句。欧文往往似此。
欧公称昌黎文深厚雄博，苏老泉称欧公文纡余委备。大抵欧公虽极意学韩，而性之所近，乃尤在李习之。不独老泉于公谓“李翱有执事之态”，即公文亦云“欲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所尚，盖可见矣。
谢叠山云：“欧阳公文章为一代宗师，然藏锋敛锷，韬光沈馨，不如韩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按：欧之奇不如韩固有之，然于韩之“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讵相远乎？
苏老泉迂董诈晁，谓贾生有二子之才而不流。余谓老泉文，取径异于董，而用意往往杂以晁。迂董，于董无损；诈晁，恐晁不服也。
昌黎《答刘正夫书》曰：“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曾南丰称苏老泉之文曰：“修能使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着，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能”之一字，足明老泉之得力，正不必与韩量长较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