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黎接孟子“知言”、“养气”之传，观《答李翊书》，学养并言可见。
昌黎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苏老泉以孟、韩为温醇，意盖隐合。
说理论事涉于迁就，便是本领不济。看昌黎文老实说出紧要处，自使用巧骋奇者望之辟易。
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
八代之衰，其文内竭而外侈。昌黎易之以“万怪惶惑，抑遏蔽掩”，在当时真为补虚消肿良剂。
昌黎论文曰：“惟其是尔。”余谓“是”字注脚有二：曰正，曰真。
昌黎以“是”、“异”二字论文，然二者仍须合一。若不异之是，则庸而已；不是之异，则妄而已。
昌黎自言“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旨”字专以本领言，不必其文之相似。故虽于《庄》《骚》、太史、子云、相如之文博取兼资，其约经旨者自在也。陆傪闻李习之论复性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亦不以文似孔子而云然。
昌黎谓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观此评非独可知柳州，并可知昌黎所得于子长处。
论文或专尚指归，或专尚气格，皆未免着于一偏。《旧唐书·韩愈传》“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二语，推韩之意以为言，可谓观其备矣。
昌黎文两种，皆于《答尉迟生书》发之：一则所谓“昭晰者无疑”、“行峻而言厉”是也；一则所谓“优游者有余”、“心醇而气和”是也。
昌黎自言其文“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扬子云便不肯作此语。此正韩之胸襟坦白高出于扬，非不及也。
昌黎《送穷文》自称其文曰：“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时施，只以自嬉。”东坡尝与黄山谷言柳子厚《贺王参元失火书》曰：“此人怪怪奇奇，亦三端中得一好处也。”“亦”字言外寓推韩微旨。
“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此姜白石《诗说》也，是境常于韩文遇之。
昌黎《与李习之书》，纡余淡折，便与习之同一意度。欧文若导源于此。
昌黎言“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书非止为作文用也。观所为《卢殷墓志》云：“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曾是惜人者，而自蹈之乎？
李义山《韩碑诗》云：“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其论昌黎也外矣。古人所称俳优之文，何尝不正如义山所谓。
昌黎尚“陈言务去。”所谓“陈言”者，非必剿袭古人之说以为己有也。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自“结撰至思”者观之，皆陈言也。
文或结实，或空灵，虽各有所长，皆不免囿于资学。试观韩文，结实处何尝不空灵，空灵处何尝不结实。
昌黎曰：“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又曰：“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东坡称公“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文与道，岂判然两事乎哉！
张籍谓昌黎“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柳子厚盛称《毛颖传》，两家所见，若相径庭。顾韩之论文曰“醇”曰“肆”，张就“醇”上推求，柳就“肆”上欣赏，皆韩志也。
吕东莱《古文关键》谓柳州文“出于《国语》”，王伯厚谓“子厚非《国语》，其文多以《国语》为法。”余谓柳文从《国语》入，不从《国语》出，盖《国语》每多言举典，柳州之所长乃尤在“廉之欲其节”也。
柳文之所得力，具于《与韦中立论师道书》。东莱谓柳州文“出于《国语》”，盖专指其一体而言。柳州《答韦中立书》云：“参之《谷梁》以厉其气，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着其洁。”《报袁君陈秀才书》亦云：“《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
东莱谓学柳文“当戒他雄辩”，余谓柳文兼备各体，非专尚雄辩者。且雄辩亦正有不可少处，如程明道谓“孟子尽雄辩”是也。
柳州自言“为文章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未尝敢以矜气作之。”余尝以一语断之曰：柳文无耗气。凡昏气、矜气，皆耗气也。惟昏之为耗也易知，矜之为耗也难知耳。
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种笔法：突起、纡行、峭收、缦回也。
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
柳子厚《永州龙兴寺东邱记》云：“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袁家渴记》云：“舟行若穷，忽又无际。”《愚溪诗序》云：“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此等语，皆若自喻文境。
文以炼神炼气为上半截事，以炼字炼句为下半截事。此如《易》道有先天后天也。柳州天资绝高，故虽自下半截得力，而上半截未尝偏绌焉。
柳州系心民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读《捕蛇者说》《送薛存义序》，颇可得其精神郁结处。
文莫贵于精能变化。昌黎《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可谓变化之至；柳州《送薛存义序》，可谓精能之至。
昌黎论文之旨，于《答尉迟生书》见之，曰“君子慎其实。”柳州论文之旨，于《报袁君陈秀才书》见之，曰“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昌黎屡称子云，柳子厚于《法言》尝为之注。今观两家文，修辞炼字，皆有得于扬子。至意理之多所取资，固矣。
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浩乎”、“沛然”，“旷如”、“奥如”，二公殆各有会心。
朱子曰：“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然不如柳子厚较精密。”此原专指柳州《论鹖冠子》等篇，后人或因此谓一切之文精密概出韩上，误矣。
学者未能深读韩柳之文，辄有意尊韩抑柳，最为陋习。晏元献云：“韩退之扶导圣教，铲除异端，是其所长。若其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传三古，下笼百氏，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子厚一人而已。”此论甚为伟特。
李习之文，苏子美谓“辞不逮韩而理过于柳。”苏老泉上《欧阳内翰书》取其“俯仰揖让之态。”合“理”与“态”，而其全见矣。
昌黎答刘正夫问文曰：“无难易，惟其是而已。”李习之《答王载言书》曰：“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于此见两公文一脉相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