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温公叙《扬子》，谓“孟子好《诗》《书》，文直而显；荀子好《礼》，文富而丽；扬子好《易》，文简而奥。”孟、荀、扬并称无别，与昌黎之论三子异矣。
扬子云之言，其病正坐近似圣人。《朱子语类》云：“若能得圣人之心，则虽言语各别，不害其为同。”此可知学贵实有诸己也。
孙可之《与高锡望书》云：“文章如面，史才最难。到司马子长之地，千载独闻得扬子云。”余谓子云之史今无可见，大抵已被班氏取入《汉书》。《汉书·扬雄传》或疑出于雄所自述，亦可见其梗概矣。
班孟坚文，宗仰在董生、匡、刘诸家，虽气昧已是东京，然尔雅深厚，其所长也。
苏子由称太史公“疏荡有奇气”，刘彦和称班孟坚“裁密而思靡。”“疏”、“密”二字，其用不可胜穷。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范史讥三子“好申一隅之说”，然无害为各自成家。
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故不独蔡中郎、刘子元深重其书，即韩退之性有三品之说，亦承藉于其《本性》篇也。
《潜夫论》皆贵德义、抑荣利之旨，虽论卜、论梦亦然。
东汉文浸入排丽，是以难企西京。缪袭称仲长统才章足继董、贾、刘、扬，今以《昌言》与数子之书并读，气格果相伯仲耶？
仲长统深取崔寔《政论》，谓“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按《政论》所言，主权不主经，谓济时拯世，不必体尧蹈舜。此岂为治之常法哉？而统服之若此，宜其所着之《昌言》，旨不皆粹也。
崔寔《政论》，参霸政之法术；荀悦《申鉴》，明古圣王之仁义。悦言屏四患，崇五政，允足为后世法戒；寔言孝宣优于孝文，意在矫衰汉之毙，故不觉言之过当耳。
遒文壮节，于汉季得两人焉：孔文举、臧子源是也。曹子建、陈孔璋文为建安之杰，然尚非其伦比。
孔北海文，虽体属骈丽，然卓荦遒亮，令人想见其为人。唐李文饶文，气骨之高，差可继踵。郑康成《戒子益恩书》，雍雍穆穆，隐然涵《诗》《礼》之气。
汉、魏之间，文灭其质，以武侯经世之言，而当时怪其文采不艳。然彼艳者如实用何？
曾子固《徐干中论目录序》谓干“能考六艺，推仲尼、孟子之旨。”余谓干之文非但其理不驳，其气亦雍容静穆，非有养不能至焉。
徐干《中论》说道理俱正而实。《审大臣》篇极推荀卿而不取游说之士，《考伪》篇以求名为圣人之至禁，其指概可见矣。魏文称其“含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盖为得之。然伟长岂以是言增重哉？
陈寿《三国志》，文中子谓其“依大义而削异端”，晁公武《读书志》谓其“高简有法”，可见“义”、“法”二字为史家之要。
晋元康中，范瑽等上表谓陈寿“文艳不及相如，而质直过之”，此言殆外矣。相如自是辞家，寿是史家，体本不同，文质岂容并论！
文中子抑迁、固而与陈寿，所言似过。然观寿书练核事情，每下一字一句，极有斤两，虽迁、固亦当心折。
六代之文，丽才多而练才少。有练才焉，如陆士衡是也。盖其思既能入微，而才复足以笼钜，故其所作，皆杰然自树质干。《文心雕龙》但目以“情繁辞隐”，殊未尽之。
陶渊明为文不多，且若未尝经意，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
史家学识当出文士之上。范蔚宗尝自言“耻作文士文”，然其史笔于文士纤杂之见，往往振刷不尽。
《史通》称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范史自谓《循吏》以下诸序论，“笔势纵放，往往不减《过秦》篇。”《史通》亦言蔚宗参踪于贾谊。班、范两家，宗派于此别矣。
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柳柳州游记，此其先导耶？
刘勰《新论》，体出于《韩非子·说林》及《淮南子·说山训》、《说林训》。其中格言，如《慎独》篇“独立不惭影，独寝不愧衾”二语，六朝时几人能道及此！
王仲淹《中说》，似其门人所记。其意理精实，气象雍裕，可以观其所蕴，亦可以知记者之所得矣。
荀子与文中子皆深于礼乐之意。其文则荀子较雄峻，文中子较深婉，可想其质学各有所近。后此如韩昌黎、李习之两家文，分涂亦然。
荀子言法后王，文中子称汉七制之主，特节取之意耳。至宋永嘉诸公，遂本此意衍为学派，而一切议论因之，未免偏据而规小矣。
“畏天悯人”四字，见《文中子·周公》篇，盖论《易》也。今读《中说》全书，觉其心法皆不出此意。
元次山文，狂狷之言也。其所着《出规》，意存乎有为；《处规》，意存乎有守。至《七不如》七篇，虽若愤世太深，而忧世正复甚挚，是亦足使顽廉懦立，未许以矫枉过正目之。
陆宣公文贵本亲用，既非瞀儒之迂疏，亦异杂霸之功利。于此见情理之外无经济也。陆宣公奏议，评以四字，曰：正实切事。
陆宣公奏议，妙能不同于贾生。贾生之言犹不见用，况德宗之量非文帝比。故激昂辩折有所难行，而纡余委备可以巽入。且气愈平婉，愈可将其意之沈切。故后世进言多学宣公一路，惟体制不必仍其排偶耳。
贾生、陆宣公之文，气象固有辨矣。若论其实，陆象山最说得好：“贾谊是就事上说仁义，陆贽是就仁义上说事。”
独孤至之文，抑邪与正，与韩文同。《唐实录》称韩愈师其为文，乃韩则未尝自言，学于韩者复不言。《唐书》本传亦仅言“梁肃、高参、崔元翰、陈京、唐次、齐抗师事之”，而韩不与焉。要其文之足重，固不系乎韩师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