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神状态中，却是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于是情绪系统一下子调动了它的全部表现手段和扮演、模仿、变容、变化的能力，所有各种表情和做戏本领一齐动员。本质的东西依然是变形的敏捷，是不能不做出反应（类似情形见之于某些歇斯底里病人，他们也是因每种暗示而进入每种角色）。酒神状态的人是不可能不去理会任何一种暗示的，他不会放过一个情绪标记，他具有最强烈的领悟和猜测的本能，犹如他握有最高度的传达技巧一样。他进入每个躯体，每种情绪：他不断变换自己。音乐，如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既是情绪的总激发，又是情绪的总释放，然而只是一个完满得多的情绪表现世界的残余，是酒神颂戏剧硕果仅剩的一种遗迹。为了使作为特殊艺术的音乐成为可能，人们悄悄阻止一些官能，首先是肌肉的官能（至少相对如此，因为一切节奏在某种程度上都还是诉诸我们的肌肉）：于是，人不再立刻身体力行地模仿和表演他所感觉的一切。然而，这毕竟是真正的标准酒神状态，无论如何是原初状态；音乐则是以最相近的能力渐渐加工成的新产品。
演员、伶人、舞蹈家、音乐家、抒情诗人在其本能上是一脉相通的，原本是一体，但逐渐地专门化和分化了直至竟然彼此冲突。抒情诗人和音乐家的联合，演员和舞蹈家的联合，持续最久。建筑师既不表现酒神状态，也不表现日神状态：这里是伟大的意志行为，是移山的意志，是伟大意志的醉，这醉渴求着艺术。最强有力的人总是给建筑师以灵感；建筑师始终受到力的启发。建筑物应当显示出骄傲、对重力的胜利和强力意志；建筑风格是强力的一种能言善辩的形式，它时而循循劝诱，甚至阿谀逢迎，时而只是威严下令。具有伟大风格的建筑，表达了最高的力感和安全感。强力不再需要证明；它不屑于讨好；它严词作答；它不感到周围有见证；它生存着，对于与它对立之物的存在懵然无知；它立足于自身，宿命，法则中的一个法则：这便是伟大风格的自由。
我读过托马斯·卡莱尔的生平，这场不知不觉的闹剧，这篇对于消化不良状态的英雄道德诠释。卡莱尔，一个大言不惭的家伙，一个迫不及待的雄辩家，不断被对于一种强大信念的渴望和无能为之的感觉搅扰着（这便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的特点！）。对于一种强大信念的渴望并不是一种强大信念的证据，毋宁说适得其反。如果一个人具有这样的信念，那么，他可以允许自己享受一下怀疑论的奢华，因为他足够安全，足够坚定，足够自制。卡莱尔对具有强大信念的人物大唱崇拜高调。对不太单纯的人大发雷霆，以此麻痹自己心中的某种东西：他需要喧嚣。对自己不断持有一种热情奔放的不诚实态度这就是他的proprium①，他因此是并且始终是令人感兴趣的。当然，他在英国正是因为他的诚实而大受赞赏好吧，这是英国式的；考虑到英国人是地道cant②的民族，就不但可以理解，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了。卡莱尔本质上是一个英国无神论者，但他却以不是无神论者为荣。
爱默生。比卡莱尔开明、逍遥、复杂、精巧得多，尤其是幸运得多是这样一个人，他纯粹本能地向精美食物靠拢，而把消化不了的东西留在事物中。与卡莱尔相比，他是一个有鉴赏力的人。卡莱尔很喜欢他，尽管如此，还这么说他："他不给我们足够的东西来啃。"这话说得公正，但无损于爱默生。爱默生有一种宽厚聪慧的快活性情，足以消解一切认真态度；他全然不知道他已多么年老以及他们将多么年轻，他可以用维迦①的一句话来说自己："Yo
mesucedoami
mismo②。"他的灵魂总是能找到满足甚至感激的理由；他有时达到了那个老实汉子的快活的超然境界，这个汉子从一次情人幽会tamguamrebene
gesta③返回，他感激地说：Utdesintvires,tameneot
lau-反达尔文。关于着名的"生存竞争",我目前认为，与其说它已被证明，不如说它是一种武断。它发生过，却是作为例外；生命的总体方面不是匮乏和饥饿，而是丰富。奢华乃至荒唐的浪费，凡有竞争之处，都是为强力而竞争不应当把马尔萨斯与自然混为一谈。不过，假定真有生存竞争事实上它发生着那么，可惜其结果和达尔文学派的愿望相反，和人们或许可以同他们一起愿望的相反，也就是说，对强者、优秀者、幸运的例外者不利。物种并不走向完善：弱者总是统治强者、因为他们是多数，他们也更精明达尔文忘记了精神（这是英国式的！），弱者有更多的精神一个人需要精神，才能获得精神。当他不再需要它之时，他就失去它了。谁强大，谁就放弃精神（在德国人们现在这样想："精神滚蛋吧，但帝国必定仍是我们的"）。人们知道，我所说的精神是指预见、忍耐、狡计、伪装、巨大的自我克制以及一切是mimicry①的东西（所谓德行的大部分都属于这最后一项）。
心理学家辨析。这是一位知人行家，他究竟为何要研究人呢？他想在他们头上谋取小利，甚至是大利，他是一个政客！那一位也是个知人行家，而他对他们说，他不想借此获取任何利益，这是一位伟大的"无私者"罢。仔细看看吧！也许他是想获取一种更可恶的利益，即感到自己比人优越，可以俯视他们，不再把自己和他们混淆。这位"无私者"是一个蔑视人类者；而前面那位却是人类，这是凭观察可以断定的。至少他把自己摆在平等的地位，他把自己摆进去我由一系列例子而发现，德国人的心理节奏颇成问题，我的谦虚阻止我展示这些例子的清单。有一个例子对我却很有诱惑，使我要去论证我的命题：我怨恨德国人在康德及其"后门哲学"（如我所命名的）的问题上弄错了，这不是智性正直的典型。我不堪听的另一样东西是声名狼藉的"和":德国人说"歌德和席勒",我担心他们说"席勒和歌德"难道人们不了解这个席勒？还有一个更糟的"和";我亲耳（不过只是在我们的大学教授中）听到过叔本华和哈特曼①最富精神性的人们，他们必首先是最勇敢的，也在广义上经历了最痛苦的悲剧。但他们正因此而尊敬生命，因为它用它最大的敌意同他们相对抗。
论"良知".在我看来，今日没有什么比真正的虚伪更为罕见了。我很怀疑，这种植物受不了我们文化的温馨气氛。虚伪属于有强大信仰的时代，在那时，人们甚至在被迫接受另一种信仰时，也不放弃从前的信仰。今日人们放弃它；或者更常见的是，再添上第二种信仰，在每种场合他们都依然是诚实的。毫无疑问，与过去相比，今日能够有数目大得多的信仰，所谓能够，就是说被允许，就是说没有危险。由此产生了自我宽容。这种自我宽容许可有好多信仰，它们和平共处，它们谨防自己丢丑，就象今日全世界都在做的那样。今日一个人怎样才丢丑？在他矢志如一的情况下。在他一条路走到底的情况下。在他不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在他秉性纯正的情况下我很担心，对于有些罪恶而言，现代人简直是过于懒散了，以致这些罪恶正在灭绝。一切以坚强意志为前提的恶（也许不存在无坚强意志的恶）在我们的温暖空气中正在蜕化为德行我所知道的少数几个虚伪者是在模仿虚伪，他们就象当今几乎所有十岁儿童一样是戏子。
美与丑。没有什么比我们对美的感觉更有条件，毋宁说更受限制的了。如果试图离开人对人的愉悦去思考美，就会立刻失去根据和立足点。"自在之美"纯粹是一句空话，从来不是一个概念。在美之中，人把自身树为完美的尺度；在精选的场合，他在美之中崇拜自己。一个物种舍此便不能自我肯定。它的至深本能，自我保存和自我繁衍的本能，在这样的升华中依然发生作用。人相信世界本身充斥着美，他忘了自己是美的原因。唯有他把美赠与世界，唉，一种人性的、太人性的美归根到底，人把自己映照在事物里，他又把一切反映他的形象的事物认作美的："美"的判断是他的族类虚荣心一个小小的疑问或许会在怀疑论者耳旁低语：人认为世界是美的，世界就真的因此被美化了吗？人把世界人化了：仅此而已。然而，无法担保，完全无法担保，人所提供的恰好是美的原型。谁知道人在一位更高的趣味判官眼里是什么模样呢？也许是胆大妄为的？甚至也许是令人发笑的？也许是稍许专断的？"啊，狄奥尼索斯，天神，你为何拉我的耳朵？"在拿克索斯的一次着名对话中，阿莉阿德尼①这样问她的哲学情人。"我在你的耳朵里发现了一种幽默，阿莉阿德尼，为何它们不更长一些呢？
没有什么是美的，只有人是美的：在这一简单的真理上建立了全部美学，它是美学的第一真理。我们立刻补上美学的第二真理：没有什么比衰退的人更丑了，审美判断的领域就此被限定了。从生理学上看，一切丑都使人衰弱悲苦。它使人想起颓败、危险和软弱无能；在它旁边，人确实丧失了力量。可以用功率计测出丑的效果。只要人在何处受到压抑，他就可估出某种"丑"的东西近在身旁。他的强力感，他的求强力的意志，他的勇气，他的骄傲这些都随丑的东西跌落，随美的东西高扬在这两种场合，我们得出同一个结论：美和丑的前提极其丰富地积聚在本能之中。丑被看作衰退的一个暗示和表征：哪怕极间接地令人想起衰退的东西，都会使我们作出"丑"这个判断。每种枯竭、笨重、衰老、疲惫的征兆，每种身不由己，不论痉挛或瘫痪，特别是解体和腐烂的气味、颜色、形状，哪怕最终弱化为一个记号这一切都引起同样的反应，都引起"丑"这个价值判断。在这里，一种憎恶之情油然而生：人憎恶什么呢？毫无疑问，憎恶他的类型的衰落。他出于至深的族类本能而憎恶；在这憎恶中有惊恐，审慎，深刻，远见，这是世上最深刻的憎恶。因为这，艺术是深刻的叔本华。叔本华，这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德国人（如同歌德、黑格尔和亨利希·海涅，他是一个欧洲事件，而不仅仅是一个本地事件，一个"民族"事件），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是一个头等课题：他是一个恶作剧式的天才尝试，为了虚无主义地根本贬低生命，却把正相反对的判决，"生命意志"的伟大的自我肯定，生命的蓬勃形态，引出了场。他依次把艺术、英雄主义、天才、美、伟大的同情、知识、求真理的意志、悲剧都解释为"否定"或渴望否定"意志"的产物除了基督教，这便是历史上有过的最大的心理学的伪币制造行为。仔细考察，他在这方面只是基督教解释的继承者，不过他尚知道把基督教所拒绝的东西，即人类伟大的文化事业，仍然在一种基督教的也就是虚无主义的意义上加以赞成（即作为通向"解脱"之路，作为"解脱"的前奏，作为激起"解脱"欲望的刺激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