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我”二字，在古代文字中，有三种文法上的区别：
（甲）主格用“吾”为常。
（例）吾有知乎哉？
吾其为东周乎？
吾丧我。
（乙）领格用“吾”。

（例）吾日三省吾身。
犹吾大夫崔子也。
吾道一以贯之。

（丙）受格（止词、司词）用“我”。
（例一）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以上为外动词的“止词”。

（例二）有鄙夫问于我。
孟孙问孝于我。
善为我辞焉。

以上为“介词”后的“司词”。
这些区别，现在中学堂的学生都懂得了，都不会缠不清楚了。
故有了参考比较的文法资料，一个中学堂的学生可以胜过许多旧日的大学问家；反过来说，若没有参考比较的文法资料，一个俞樾有时候反不如今日的一个中学生！
现在我们研究中国文法，自然不能不靠这些“参考文法”的帮助。
我们也知道，天下没有两种文法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也知道，中国的语言自然总有一些与别种语言不相同的特点。但我们决不可因此遂看轻比较研究的重要。若因为中国语言文字有特点，就菲薄比较的研究，那就成了“因为怕跌倒就不敢出门”的笨伯了！近来有人说，研究中国文法须是“独立的而非模仿的”。
他说：
何谓独立的而非模仿的？中国文字与世界各国之文字（除日本文颇有与中国文相近者外）有绝异者数点：其一，主形；其二，单节音，且各字有平上去入之分；其三，无语尾等诸变化；其四，字词（《说文》“词，意内言外也”）文位确定。是故如标语［即《马氏文通》论句读编卷系七（适按此似有误，疑当作“卷十，彖一，系七”）所举之一部分］，如足句之事，如说明语之不限于动字，如动字中“意动”、“致动”（如“饮马长城窟”之饮，谓之致动；“彼白而我白之”之第二白字，谓之意动）等之作成法，如词与语助字之用：皆国文所特有者也。如象字比较级之变化，如名字中固有名字普通名字等分类，如主语之绝对不可缺：皆西文所特有，于国文则非甚必要。
今使不研究国文所特有，而第取西文所特有者，一一模仿之，则削趾适履，扞格难通，一也；比喻不切，求易转难，二也；为无用之分析，徒劳记忆，三也；有许多无可说明者，势必任诸学者之自由解释，系统既异，归纳无从，四也；其勉强适合之部分，用法虽亦可通，而歧义必所不免，五也；举国中有裨实用之变化而牺牲之，致国文不能尽其用，六也。
是故如主张废灭国文则已；若不主张废灭者，必以治国文之道治国文，决不能专以治西文之道治国文（《学艺杂志》第二卷第三号，陈承泽《国文法草创》，页五至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