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是翻开《马氏文通》，要看他如何讲法。《文通》说：
矣字者，所以决事理已然之口气也。已然之口气，俗间所谓“了”字也。
凡“矣”字之助句读也，皆可以“了”字解之。（九之三）
《文通》也用“了”字来比较“矣”字，我心里更想看他如何解释。他说：
言效之句，率以“矣”字助之（《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
……“矣”字者，决已然之口气也。而“效”则惟验诸将来。“矣”字助之者，盖“效”之发现有待于后，而“效”之感应已露于先矣（言效之句，即我说的虚拟的效果句子）。

这一段话的末句说的很错误，但他指出“言效之句，率以‘矣’字助之”一条通则，确能给我一个“暗示”。我再看他讲“吾将仕矣”一类的文法：
“吾将仕矣”者，犹云，吾之出仕于将来，已可必于今日也。……其事则属将来，而其理势已可决其如是而必无他变矣。

他引的例有“今日必无晋矣”，“孺子可教矣”，“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等句。他说这些“矣”字“要不外了字之口气”。他说：
“了”者，尽而无余之辞。
而其为口气也，有已了之了，则“矣”字之助静字（即形容词）而为绝句也，与助句读之述往事也。有必了之了，则“矣”字之助言效之句也。外此诸句之助“矣”字而不为前例所概者，亦即此已了必了之口气也。
是则“矣”字所助之句无不可以“了”字解之矣。
我看了这一段，自然有点失望。因为我想参考“矣”字的文法来说明“了”字的文法，不料马氏却只用了“了”字的文法来讲解“矣”字的文法。
况且他只说“已了必了之口气”，说的很含糊不明白。如孔子对阳货说“吾将仕矣”，决没有“必了”的口气，决不是如马氏说的“吾之出仕于将来，已可必于今日”的意思。又如他说“言效之句”所以用“矣”字，是因为“效之发现有待于后而效之感应已露于先矣”，这种说法，实无道理。
什么叫做“效之感应”？
但我因《文通》说的“言效之句”，遂得着一点“暗示”。我因此想起这种句子在英文里往往用过去式的动词来表示虚拟的口气。别国文字里也往往有这种办法。
我因此得一个假设：“我们举出的那些‘了’字的例，也许都是虚拟的口气罢？”
我得着这个“假设”以后的试证工夫，上章已说过了。我要请读者注意的是：这个假设是从比较参考得来的。白话里虚拟口气的“了”字和古文里的“矣”字，并不完全相同（如“请你放了我罢”一类的句子，是古文里没有的）；和别国文字里的虚拟口气，也不完全相同（如英文之虚拟口气，并不单靠过去式的动词来表示。
别国文字也如此）。但不同之中，有相同的一点，就是虚拟的口气有区别的必要。马氏忽略了这个道理，以为一切“矣”字都可用“已了”、“必了”两种“了”字来解说，所以他说不明白。
我们须要知道：那些明明是未了的动作，何以须用那表示已了的“矣”字或“了”字？我们须要知道：古文里“已矣乎”，“行矣，夫子！”“休矣，先生！”一类的句子；和白话里“算了罢”，“请你放了我罢”，“不要忘了那十两银子”，决不能用“已了必了”四个字来解说；只有“虚拟的口气”一个通则可以包括在内。
这一类的例是要说明比较参考的重要的。若没有比较参考的材料，若处处全靠我们从事实里“挤”出一些通则来，那就真不容易了。
我再举一类的例来说明没有参考材料的困难。六百多年前，元朝有个赵德，著了一部《四书笺义》，中有一段说： 吾我二字，学者多以为一义，殊不知就己而言则曰吾，因人而言则曰我。“吾有知乎哉？”就己而言也。
“有鄙夫问于我”，因人之问而言也。
清朝杨复吉的《梦阑琐笔》引了这段话又加按语道：
按此条分别甚明。“二三子以我为隐乎？”我，对二三子而言。
“吾无隐乎尔”，吾，就己而言也。“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我，对公孙丑而言，吾，就己而言也。
后来俞樾把这一段抄在《茶香室丛抄》（卷一）里，又加上一段按语道：
以是推之，“予惟往求朕攸济”，予即我也，朕即吾也。
“越予冲人，不邛自恤”，予即我也，均即吾也。其语似复而实非复。
我们看这三个人论“吾我”二字的话，便可想见没有参考文法的苦处。
第一，赵德能分出一个“就己而言”的吾，和“因人而言”的我，总可算是读书细心的了。但这个区别实在不够用，试看《庄子》“今者吾丧我”一句，又怎样分别“就己”、“因人”呢？若有“主词”、“止词”等等文法术语，便没有这种困难了。第二，杨复吉加的按语说“此条分别甚明”，不料他自己举出的四个例便有两个是大错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个“我”字与上文的几个“我”字，完全不同；这个“吾”字和上文的几个“吾”字，又完全不同！倘使当时有了“主格”、“受格”、“领格”等等术语，等等通则，可作参考比较的材料，这种笑话也可以没有了。
第三，俞樾解释“予”、“朕”、“邛”三个字，恰都和赵德的通则相反！这种错误也是因为没有文法学的知识作参考，故虽有俞樾那样的大学者，也弄不清楚这个小小的区别。到了我们的时代，通西文的人多了，这种区别便毫不成困难问题了。我们现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