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的名字，咏霓误作“聚诚”，当依文涛作“树诚”。
在君死后，这个很美的故事才由咏霓、文涛两君的文字传播出去。《独立评论》第一九三号又发表了蚌埠的胡振兴先生寄来的一篇《谁送给丁文江先生五千元？》。这篇文字里有几点可以补充翁、丁两君的叙述。第一、胡君说，这五千元之中，有两千元是从前地质调查所的一个学生赵鉴衡君凑送的。赵君知道了杨树诚君的计划，他坚决的要求杨君许他搭赠二千元，名义上仍推杨君单独赠送，因为赵君怕在君不肯收受他的学生的赠金。胡振兴君在蚌埠的一个银行里服务，所以他知道此事。但在君始终不知道赵鉴衡君的义举。第二、胡君说：“杨树诚君本来不识字，他平生只能够很费力的写一个杨字”，所以他请在君的另一个学生刘季辰先生写给他，说明杨君的诚意，并且苦劝他暂行收用，等待将来经济宽裕时再归还他。同时刘君又代杨君写了一封措词很委婉的信给在君，请他不要拒绝他的一点诚心。
胡振兴君文中还略述杨树诚君的历史，他说：
杨树诚君的为人，……确实也有些怪特之处。他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中，自陈他幼小的时候，父母都死了，他曾讨过饭。幸由美国教士留养，带到美国，习成工艺。他对于矿业打钻及机器技艺，的确经验丰富。在某矿场打钻，他曾借重过丁先生。他从打钻弄得两万元，在徐州经营小规模的面粉厂，刻苦经营，由此起家。……他在这两年运用他自己的经验和智力，在本厂造成了九架面粉机的磨子，连建筑机房，添置机件，耗费了数十万元。……在开机那一天，他的面粉厂经理才捏了一把汗对人说：“你佬！现在放心了，好危险啊！只有我们三爷才会这样蛮干到底！”杨君行三，人称他“三爷”。
文涛大哥用古文叙述杨君事，其中有些事实可以根据胡君此文修正。他引的杨君给在君的信，当然也是他代拟的古文，不是学地质的刘季辰君代杨君写的原信。大概当日徐州、蚌埠之间，有这几个好人，平日佩服在君的为人，当日更佩服他在上海的成绩，他们知道了他的生活困难，决定要设法救济他，于是出钱的出钱，写信的写信，让这一位“曾讨过饭”的杨树诚先生单独出名，赠送他五千元，使他不便推却。正如胡振兴君说的，“仅仅致送钱财，也不见得有什么可以赞扬。不过……这五千元……却显示出几个人极可钦佩的高尚风谊。……〔其中那位〕并不很富有的赵鉴衡君慨赠巨款，还要把姓名隐了，连丁先生始终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也可说是奇之又奇了。”
十四回到地质学来：广西的地质调查（1928）——西南地质调查队（1929—1930）——北大地质学教授（1931—1934）
在君在大连休息的时期，大概就是他整理《徐霞客游记》，完成“徐霞客年谱”，并制成“游记地图”的时期。这部最新的《徐霞客游记》，附年谱，附地图，是民国十七年（1928）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前一年已由陶湘先生印行了。
《徐霞客游记》出版的时候，在君本人又在西南作矿产地质的调查了。翁咏霓、黄汲清两先生都曾略记在君广西之行，汲清记的稍详细，他说：
在君先生于民国十七年赴广西考查，所到各处均曾作地质研究。而于广西中部及北部，如南丹、河池、马平、迁江诸县，调查尤为详细。利用军用地形图，填绘地质，同时采集标本化石甚多。其工作性质，除查考南丹、河池锡矿及迁江一带煤田外，特注重地层系统及地质构造。而于马平石灰岩研究尤详。马平石灰岩之驰名，全赖先生之力。（《独立》第一八八期）
五年之后，在君和葛利普先生在第十六届国际地质学会提出论文，题为“中国之二叠纪及其在二叠纪地层分类上的意义”（ThePermianofChinaanditsBearingonPermianClassification）。在君在此文中“讨论中国各部二叠纪地层之彼此关系，及其分类。结论谓中国南部二叠纪可分三系：下部二叠纪为马平系，中部为阳新系及乐平系，上部为夜郎系。”（此是用黄汲清先生的提要。）汲清所谓“马平石灰岩之驰名”即是指这种论文。
十七年十月五日，在君从广西写长信给我，信中有一段说：
广西的情形，一言难尽。……他们第一有建设的决心和诚意，第二有建设的能力。所可惜的缺乏真正技术人才给他们帮忙。我到南宁的时候，本无意工作。因为他们的诚意所感动，才“再为冯妇”。现在我仍旧敬信他们，但是广西天产太不丰富了，大发展至难。这不是广西政府的过失。
又有一段说：
……我九月以来，又做了很多的工作，东到富川、贺县，西北到贵州边界的南丹。本来我还想勾留几时，解决一个煤矿的价值。因为两个月前被广西建设厅的一位职员骑的马踢伤左腿，到了桂林似乎完全好了，而近来跑路太多，忽然又肿了起来，行动不方便，故决意不日东归。大约我三四日后由柳州动身，〔十月〕十一二可到梧州——坐民船沿途稍可研究——十五、十六可到香港。再去广州三两天，就预备回到上海。
这信说的很明白，他到广西，本没有做地质调查工作的计划，只因为被广西的几个领袖的诚意感动，才决定旅行全省，做矿产地质的调查工作。他后来因为左腿受伤，行动不方便，才决定回来。他临行时，采集的标本化石几十箱，到梧州上汽船时，梧州的关吏不肯放行。幸亏凌鸿勋先生那时在梧州，正赶到船上送他行，那时离开船只有半小时了，凌先生“为驰赴梧关解释放行。嗣与先生晤及，辄道其当日遑遽之情状！”（《独立》一八八号，页三八）
凌先生又说：
在君先生之赴西南也，铁道部曾托以踏勘川黔出海之路。先生主张由重庆经黔桂以出广州湾，曾著有《川广铁道路线初勘报告》（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地质专报》乙种第四号），言其山川里程与国防经济之旨甚详。自后余远处关中，从事于陇海铁路之西展，偶与先生晤及，辄纵谈铁路建设之事，以筑路成本甚重，而国家经济枯竭，必须以最小之资本，先筑经济能力最大之路。先生固地质专家，而因足迹所经，于山川形势，民生情状，了如指掌，自无怪其于铁路经营深感兴趣也。（同上）
在君给我的信里，还谈起他北归后的工作问题，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