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中国人，眼看著自己的国家一直招受到列强的侵略，战争、贫穷、痛苦如恶魔般的折磨，让人深恶痛绝而无法生存，每天都活在痛苦的边缘而挣扎之中。面对日军的无情侵略，军国主义的压榨，人民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无辜的老百姓随著时代的洪流，被冲进了无法自拔的痛苦深渊之中。
　　 少女被日本兵的乱刀给砍死，在她断气之前，手里还紧紧地握住天主的十字架，双眼张开，死不瞑目。无奈命运之乖戾，连天主也保护不了她，只有任凭禽兽的摧残。
　　 日本兵就像是发狂了一般，不管少女是生还是死？压在她的身上，残忍无情的施加在少女的尸体上。日本人可以用文笔掩饰他们的罪行，却掩饰不了她们内心的邪恶，这是经过几世纪让中国人都无法忘记的痛苦与罪恶。
　　 古乐从恶梦中醒来，她的全身流满了冷汗，衣服、棉被都被冷汗所浸湿，那一个梦境实在是太恐怖了，简直是栩栩如生，古乐至今还不断地回想著不停地发抖，她就好像彷彿是那一位少女。看见书桌上面出现了一个十字架的项鍊，古乐吓了一跳，那不是他梦中所梦见那少女死前手中紧握的项鍊吗？这个十字架项鍊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古乐拿起了项鍊，彷彿与项鍊有了心电感应，有一股透心凉冰冷的感觉直接穿透他的心中，古乐不自觉地将项鍊拿了起来，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突然间一股奇妙的感觉，一幕幕的画面从自己的脑中闪过，好像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似的。
　　 古乐走到了楼下，他想吃早餐，乔许与刘云樵正在楼下等他。
　　 “古乐，你没事吧？你看起来气色不好。”刘云樵问道。
　　 “我没有事，只不过是做了一场恶梦。”
　　 这一家的旅馆老板很热心，他一早就跟三人閒聊。
　　 “你们知道吗？在几年前，这里曾经是日军的屠场，许多的华军士兵与南京市民在这里被日本兵屠杀，也有许多的妇女被日本兵所羞辱，那时我躲在地窖之中，整整一个多月，我都不敢外出。”
　　 “那一年不是死了很多人？”
　　 “的确是死了很多人，我记得那时我从地窖的细缝里往外望去，看见了许多人的尸体，日本人他们就将尸体大剌剌地堆积在街上，堆得像山一样的高。好久没有人清理，那景象是万分的恐怖，尸体发出的恶臭让人无法忍受，地上的血跡整整刷洗了一年，才能完全的清除干净。”
　　 老板所说的话，让刘云樵他们十分的震惊，他们万万地没有想到，日本人的恶行竟然是如此的可恶。南京大屠杀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恐怖的屠杀，死伤的人数众多，不仅如此，许多妇女被羞辱了，日军所犯下的恶行，是中国人几辈子都无法忘记的。唯有彻彻底底地击败日本，才能为惨死的同胞们报一箭之仇。
　　 老板越说越激动，他用力地拍桌子：“太可恶了，现在南京政府的领导人汪精卫，竟然甘愿做日本人的走狗，他简直是一个大汉奸，像他这样的走狗我瞧不起。”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字季新，别号精卫，生于广东三水，清末秀才、公费留学生，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青年时曾经参与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因为谋刺清朝摄政王载灃失败，被捕下狱问死。
　　 后在肃亲王善耆斡旋之下，改判为终身监禁；翌年辛亥革命成功后获释。早年担任孙文的秘书及文胆，在政坛朝秦暮楚，反覆无常著称，是蒋氏主要政敌之一。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主张和平救国，与大日本帝国合作组建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政权。
　　 汪精卫年幼时，每天为父亲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培养出演讲口才，参加科举考试，以广州府第一名考取秀才。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精卫一九一零年在狱中写的诗。
　　 年轻时的汪精卫，参加广东人留学生组织兴中会，加入参与同盟会，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成为孙文助手。开始随孙文游走越南、马来亚等南洋各地；在马来亚檳城结识了华侨富商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因为富赡文采，成为孙文秘书，也是孙文的文告捉刀人与革命事业得力助手。
　　 为了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等谋刺清摄政王载灃，汪精卫在行刺前自述。
　　 “此行无论事情的成败，皆无生还的希望。即使是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
　　 在北京后海北岸的一座桥埋设炸弹欲谋刺清朝摄政王载灃时被人发现，事情洩漏被捕，汪精卫在狱中写诗，慷慨激昂，一时为人传诵。
　　 由于肃亲王善耆在审理此案时，对汪精卫的人品与才学产生敬重，外加清廷担心如果杀汪精卫，可能会导致革命党更加的暴力，经过善耆对摄政王的斡旋下，改判为终身监禁。辛亥革命之后，清廷大赦政治犯，汪精卫被释放。
　　 汪精卫在获释之后，面见袁世凯，催促他推动清帝退位，并参加南北议和。在清朝覆灭后，袁世凯担任中国大总统，汪兆铭曾发誓不当北洋政府的官员，一九一二年汪兆铭和陈璧君结婚，之后赴法国留学。
　　 二次革命开始，汪精卫被孙文急召回国，返国讨袁并参与护法，革命失败后，亡命于法国。
　　 袁世凯称帝之后，汪精卫再回国参加护法运动。一九二一年，孙文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精卫出任广东省教育会长。
　　 孙文临终前立下三份遗嘱，分别是《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前两份由孙文口授，汪精卫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