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如，十四岁，家住门西老虎桥。
　　 我家住门西老虎桥，住的房子很小，是租的。我父亲在国民政府部队里当兵，母亲张严氏，带著我和比我小七岁的弟弟留在家里，母亲靠给人家做针线活谋生。
　　 日本兵进城前，母亲带著我与弟弟到金陵女子大学避难。华小姐是个大个子，她对我们难民非常好，照顾很周到，发米发菜给我们，日本兵有时半夜翻墙进去找姑娘，她不允许，尽力阻挡，放狗咬，还开枪打，快过春节，我们才回家。
　　 日本兵杀人很多，在回家的路上，走到中山东路上碰到一队日本兵，我们看到一个孕妇的肚子被日本兵剖开，肚子里面的胎儿被日本兵用枪挑著玩，我很害怕，躲在母亲身后不敢看，弟弟吓得直哭，母亲捂著他的嘴，不让他出声。我们年纪小，日本兵没把我们怎么样，我们回家后，整天关著门，不敢出去，日本兵的皮靴声让人很害怕。
　　 文孙氏，十八岁，家住南京下关。
　　 我叫文孙氏，我家原来住在下关，年农历十一月结婚，爱人原来姓郭，因他是我家招的女婿，结婚后便改姓文。
　　 日军进城前那一天，不少败退的政府军企图过江逃命，有的还到我家要门板。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全家进了附近的和记洋行避难，途中看到日军军舰对著过江的士兵进行扫射。
　　 在和记洋行避难的人很多，有一天，来了六七个日本兵，带著枪，腰挎东洋刀，从避难人群中抓走了五六个姑娘，我也在其中，还有一个姑娘我也认识，她的小名叫小巧子。
　　 一个日本兵将我拖到一间空房子里，我记得他胖胖的，还有鬍子，他一进去就用刀逼迫著要脱我的裤子，如果不顺从的话就没命了，没办法，我就这样被羞辱了，过后我被放了回来。
　　 为了逃避日本兵再来骚扰伤害，当天晚上，和记洋行的负责人便将我们十几个妇女转移到打蛋厂的地窖子里，其中有几个姑娘还是从苏州逃来的难民。我在那里躲了半个多月，家里人偷偷给我送饭。
　　 后来局势稍微安定后，我才回到原来的住处，与父母住在一起。我在和记洋行待了一年多才回家，我的丈夫知道我被日本兵羞辱的事，他同情我。
　　 我的表弟才十几岁，被日军抓走后，再也没回来。我亲眼看到很多人被日军杀害，我们有个邻居沉奶奶，八十多岁了，她以为年龄大了，留在家里没事，结果被日本兵杀了，肚子都被剖开了。还有一个烧茶炉的，他捨不得家产，没有走，在家里也被日本兵杀了。
　　 马玉秀，九岁，家住南京建鄴路。
　　 我家住建鄴路，家里有奶奶、父母和两个哥哥。我家很穷，日本兵侵佔南京之前，父亲帮人踹布，后来就卖酒酿，不少有钱人都跑走了，我家没有钱，到外地去坐船乘车都要钱，还要吃饭，所以就没有去外地。
　　 日本兵进城时，我们躲到泥马巷我家舅奶奶家开的铜艺公染坊，当时有不少邻居都躲在那里。日本兵在我们隔壁杀了很多人，我们听到“哎哟”、“哎哟”的叫喊声，后来就听不到声音了。
　　 当时我年纪小，大人们躲在房间里面，我在房间外面，我还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日本兵已经站在我身后了，我吓死了。一个白发老太向他求情，说我是她的孙女，后来日本兵走了，我吓得躲在大厅的地洞口，浑身发抖。
　　 当时日本兵来到我们住的地方要找姑娘，那个老太太拿鸡蛋给他。后来又来了一个日本兵，嘰里咕嚕的，也不知说的是什么。当时有不少人躲在楼上，有的人就躲在染缸里，老太太一边给躲难的人报信，喊著：“我带他去找姑娘去了。”一边引著日本兵到后面去了，楼上的人乘机下来逃跑了。
　　 但是我舅爷爷被一个日本兵带走了，从此再也没回来，他姓王，有七十多岁了，是个大个子。到了晚上，大家一起出来商量，说这里不能待了，一同结伴去难民区，大家用大红巴巴往白纸上一贴，做了面日本旗举在手中。
　　 我的两个姑姑用锅灰抹在脸上，把衣服撕破，还把衣服反过来穿，头上顶著棉花胎，像是讨饭人似的，我们是踩著尸体去了难民区，看到笪桥那儿死尸很多。
　　 我妈没去难民区，她的脸上有麻子。我父亲去难民区后，在粥厂烧大灶，难民区里面的人很多，年轻的妇女住在金陵女子大学，我们住在学校外面，我就睡在水泥地上，连走廊里都住著人，打点粥吃。
　　 当时我姑姑在金陵女子大学，她有个小女孩没带在身边，还在摇篮里，我帮著带，摇摇篮，姑姑家有点钱，我帮她带小孩，给我一点饭吃。有一次，日本兵来了，看到小孩，意思可能是要找小孩的妈妈，我又不知道他的意思，结果，他就将我糟蹋了，我才九岁耶……
　　 彭善荣，十九岁，家住南京洪武路五十号。
　　 我叫彭善荣，出生于一九一八年，但在我的身份证上写的是一九二零年，当年日军统治南京时，我怕被抓差，少报了两岁。我父亲曾在游府西街开了一家彭荣记搭棚店，我十四岁那一年，他去世了，两年后，我母亲又去世了。
　　 我与哥嫂、姐姐、姐夫一起生活，住在洪武路五十号。我与哥哥彭善芝，都是电工，我姐夫叫陈文举，是送公函的差役。我已经订婚了，爱人姓谢，是小学老师，订婚才一个多月，日军轰炸南京，局势很混乱，不能举行婚礼了。
　　 由于日本飞机不断丢炸弹，我们全家搬到夫子庙，当时那里的很多人都搬走了，对我们的搬迁，周围的人很奇怪，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到难民区，住在延安剧场边上的兴业里。
　　 当时我姐夫的一个同事已经逃离南京，他的妻子，大约三十岁不到，带著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儿，与我们住在一起。因为怕那里不安全，有危险，我姐姐、嫂子住进了金陵女子大学，那里有华小姐的保护，我姐夫同事的妻子没去那里，她在脸上抹上锅灰，过了几天，日军就进城了。
　　 日军进城后，烧了很多房子，大华戏院、交通部等都被烧毁了，我们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一天，一个日本兵来找姑娘，我们说没有，碰巧我姐夫同事的妻子出来，被那个日本兵看见，他便将我们几个人赶出房间，关上门将我姐夫同事的妻子给羞辱了，她哭得很伤心，我们都劝她，过了几天，她就带著孩子离开了我们到别处去了。
　　 一个多星期后，我哥哥被日本兵拉走了。一天，我姐夫到金陵女子大学给嫂子她们送饭去了，我与四个年幼的侄子、外甥女待在家里。日本兵带著翻译又来找姑娘，没找到，他们又到楼上，将门砸开，东西翻了一地。
　　 日本兵下楼后，又来盘问我，问我是做什么事的，我说我是电工，他们检查我的手、我的头，日本兵让我把棉裤卷起来，检查我的腿，用刺刀戳了一刀，鲜血直流。他们走后，隔壁姓杨的邻居拿了几支香烟，用烟灰敷在伤口上，才将血止住。
　　 我哥哥被日军抓到句容，过了一个多星期才回来。没过几天，我又被日军拉走，与我一同被抓的共有二十三个人，推著独轮车送东西到汤山。到汤山后，天已经黑了，日军让我煮饭，我从没有煮过饭，不知道要放多少水，结果煮了生饭，我被日军打得半死。
　　 一天深夜，我们趁日军不注意，全体逃了出来，大路不敢走，就走田埂小路，连续走了十多里地。天快亮时，我们走到何家塘，又不敢走了，碰巧遇见了一位老大爷和一位老大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一间空房子，里面有很多稻草，稻草下面有不少死尸，我们就睡在上面，能摸到下面的死人头。
　　 天黑后，我们又上了路，在麒麟门，遇见了日本兵，又被抓了，被拉去挑东西，我们跟著日本兵进了城，把东西送到鸡鸣寺的考试院里。我们中的两个人逃跑，被当场打死，后来又有一人被打死。
　　 在兴业里，我们的一个女邻居，三十多岁，被日军沾污了。
　　 城里面没菜吃，一天，我与几个人一起到水西门外找菜，被日本兵抓住，威逼我们与他们一起去找姑娘。一个女的躲在一个棺材旁边，被他们发现了，四个日本兵轮流上了那个妇女，日本兵还不让我们走，逼我们在一边看。
　　 一次在门东找菜时，又遇见了出来找姑娘的日本兵。一位妇女躲在家里，被发现了，四个日本兵进去，并命令我们在外面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