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桂英，十六岁，家住雨花台邓府山。
　　 我叫做郑桂英，十六岁，家住雨花台邓府山，家里有大伯伯、丈夫和我三口人，叔叔、婶婶与我们分开住。
　　 日军进城时，我们跑到了南京郊区沙洲圩，我们几十个人住在一个四周有水的洼地中间搭建的简易大棚子里避难。有一天，一队日本兵来了，在河对岸的喊，要我们划船过去接他们。
　　 把他们接过来后，日本兵就坐在凳子上笑，我们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开始还不怎么害怕，等到日本兵把一个小姑娘抓进屋里羞辱之后，才突然感到害怕。
　　 日本兵掛著东洋刀，端著枪，一个日本兵突然砰地打了一枪，我们吓坏了，很害怕，就从沙洲圩往山里跑。那个被日军羞辱的姑娘则一路上边跑边哭，十分的可怜。
　　 后来日本兵跑到另一个小村庄，村里留下的九个人被他们打死了八人。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兵进村时，村里的姑娘们都逃难跑了，日本兵找不著姑娘，就开始杀人，活下来的那个人让我们快走，吓得我们连忙往山里跑。
　　 我们在山里躲了将近一个冬天，到了第二年开春时才回家，村子里二三十家房子被烧光了，二十多个人集中住在半间未倒塌的破房子里。我当时十六岁，个子比较矮，穿著破套裤，脸上涂上了灰。
　　 一天，有辆日本兵的汽车开过来，停在路边，下来一群日本兵，掛著东洋刀，都很年轻，大约二十多岁。有个日本兵要抓我，村上有一位叫小二子的人对日本兵说：“她还小，才十岁，是个小孩子。”
　　 当时还有几个姑娘躲在床底下，日军发现床下有人，就过去抓她们了，我就乘机跑掉了，这些姑娘就没有像我那么幸运了。
　　 有一天中午，我走在泥泞路上，碰上一个日本兵，被抓住了，没办法，我对他说：“先生，害怕，害怕……”
　　 他拉我往没有人的房子走，我知道他要干什么，如果按他的要求办，就没有人救我了。我很害怕，就往我家的方向走，到了一处破房子，里面躲著一些妇女，我干奶奶也在其中。她为我向那个日本兵求饶，被打了两个嘴巴后，日本兵放了一枪就走了。
　　 后来，又来了一群日本兵，拖著一个姑娘进屋里，外屋的人都吓得不敢去救她。有一个老太太向另一个日本兵求饶，因为这个女孩是她的侄女，那个日本兵就往这个老太太身上乱摸，日本兵玩完以后就走了。
　　 后来我们又躲在坟墓堆里，结果又被日本兵发现，吓得我们拼命跑，尿都撒在裤子里，与我一起的那个姑娘又被抓住，再次遭到日军羞辱。那个日本兵要我走开，姑娘要我陪著她，可是我太害怕了，就逃跑了，我踩著壕沟里遇难者已发泡的尸体，翻过两个山头，才逃脱。
　　 日军还杀了很多人，有个姓李的，还有个姓方的，另一个记不清了，三个都被杀了。日军还用绳子捆著很多人，用机关枪扫射，有的妇女被上了之后又被杀死。
　　 有个大妈，大雪天里被日军羞辱后又推进河里，她向岸边挣扎，日军又嘻嘻哈哈地笑著把她推进河里。我有个婶婶的母亲，躲进防空洞里，日军就放火用烟燻她，从洞里拖进拖出共三次，反复地折磨她。
　　 在雨花台普德寺一带，有两三处的万人坑，一个坑就有一间房子大；我亲眼看到，红十字会在这里埋了许多老百姓的尸体，死人中还有小孩。
　　 唐润珍，十二岁，家住南台巷二号。
　　 我叫唐润珍，我住南台巷二号，家中有哥哥、弟弟、妹妹、父母和我，我父亲是织绒的。
　　 我哥哥名叫做唐正年，三十多岁，是个瓦匠。日本兵进城后，他正在南台巷巷口，被日本兵抓住，用乱刀戳死。当时我爬到别人家楼阁上躲著，一直等日本兵走了才下来，家里的人都害怕日本兵，不敢出去替哥哥收尸，后来是红十字会把他的尸体运走掩埋了。
　　 当时与我哥哥一起被日本兵用刺刀杀死的还有三个邻居，其中一个姓井，他的母亲在乡下也被日本兵糟蹋死了；另一个是拉黄包车的，四十岁左右，还有一个记不清了。
　　 我们院子里还被日本兵杀死了一个人，院子里的墙上写著他临终前的血书，他的名字和住址—顏料坊，死者求好心人为他向家人报信。
　　 有一天，我们便跑到顏料坊去找，终于找著了死者的后人，他们过来把字铲了下来，用死者的衣服包起来埋了。原来这个人看到鬼子来了，便往院子里跑，结果还是被日本人追上戳了数刀，死前他在墙上用自己的血写下名字及住址。
　　 在干河沿岸难民区，我还见到日本兵带走了两个姊妹，十六七岁的样子，都被糟蹋了，姐姐是被弄死了，妹妹井红宝不久回来了。
　　 我还知道，铁管巷有一个日军慰安所，两层楼小洋房，里面的慰安妇全都是日本人。
　　 我哥哥被杀当天晚上，我们全家逃到干河沿岸难民区，住在楼梯过道里，每天靠领稀饭度日。日本兵有时爬过墙头找中国姑娘，我曾亲眼见到一位妇女被抓走。
　　 丁伯祥，十三岁，家住佛心桥八号。
　　 日本人进南京，我十三岁，家住佛心桥八号，我家有七口人，祖母、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兄弟四人。日本兵进城之前，父母带著我们兄弟四人逃到江宁县陶吴去了。
　　 六十多岁的祖母留在家中看门，日本兵来了，向她要姑娘，她说没有，日本兵便用脚踢她，还打她的嘴巴，后来她跑到难民区去了。
　　 我们家门口死的人很多，有个姓陈的老太太，六十多岁了，她儿子是皮匠，她被日本人羞辱，尸体被扔在水塘边。有个外号叫夏三秃子的，四五十岁了，在家看门，日本人要他找姑娘，没找到，也被戳死了。
　　 日本兵还羞辱了一个姓黄的妇女，并叫一个名为朱漆的男人和她发生关係，朱漆磕头求饶，不肯做，日本人就戳了他一刀，血流得一地，幸好没有死。
　　 王华治，十一岁，家住沧波门街后村四十八号。
　　 我叫王华治，侵华日军侵佔南京前，我家住南京沧波门街后村四十八号。家里有八口人，母亲王曹氏四十八岁、哥哥王华林二十四岁、嫂嫂王曹氏十八岁、姐姐王华珍，还有表姐、堂姐、堂兄弟和我。
　　 侵华日军攻佔南京时，我们逃到江宁县的茅山寺庙里，在庙前的树下，我看见有三个和尚被日军砍死了，他们的血还是热的。
　　 我哥哥王华林和我家帮工梁东来，与同村另外两人，共四个人，从沧波门到龙潭挑粮食，路过麒麟门时，四个人被日本兵杀死了三个，另一个人也受了伤，腿被打折了，其中我哥哥王华林、帮工梁东来都被杀身亡。
　　 我哥哥被日本鬼子杀了七刀，在他还未断气时，向著我家沧波门的方向，忍著伤痛在雪地里爬了两里多路，到了湾营村旁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而死去，他的十个手指都磨掉了一节，棉裤膝盖处都磨通了，沿路留下了斑斑的血跡。
　　 我亲眼看见了收埋哥哥尸体时的惨状，哥哥遇难的消息，是和哥哥他们同时遭劫的四个人中唯一倖存者爬回来告诉我们家的。
　　 嫂嫂王曹氏被日本兵羞辱了，因丈夫被杀她本人受辱，受到极大的刺激，嫂子的精神失常了，后来还生下一个女孩，是日本兵的孩子，那孽种两岁时病死了。
　　 王秀兰，二十三岁，家住南京草场门。
　　 我家原来是在草场门种菜的，我是独生女。南京要打仗了，中央军将我们撵到城里，我的干爹赵永兴，当时五十多岁，也是种菜的，他住在鼓楼四条巷六号，我们一家便搬过去与他同住。
　　 我从农历九月份开始就到金陵女子大学做旗帜，那里招募了很多小姑娘，共有二三百人，十人为一班，我们所做的旗帜掛在难民区的周围。
　　 日本鬼子是冬月十一日进城的，到处杀人，抓妇女，当时我与母亲躲在金陵女子大学，住在三百号楼，母亲有时到四条巷六号看看。
　　 冬月十八日，也就是日本鬼子进城后的第八天，几个鬼子到四条巷六号，他们先是搜东西，我父亲王仕和五十岁，鬼子在他身上没搜到钱，就将他打倒在地，在他肋下戳了两刀，我父亲捂著伤口忍痛逃到隔壁五号躲了起来。
　　 第二天，他被送到鼓楼医院治疗，肺全戳烂了，半年后他就死了。我干爹赵永兴的头上也被砍了几刀，当时没死，用烟叶子敷伤口，过了几个月也死了。
　　 住在我干爹对门的人家姓邵，邵姓老夫妻俩捨不得在水西门开的药铺子，没离开南京，他们二十多岁的小儿子又捨不得老俩口，就留了下来。邵少爷在冬月十八日那天被日本鬼子戳了十二刀，叫喊了一夜，第二天就死了，他妈妈也哭死了。邵小姐，也就是邵少爷的妹妹，在几个鬼子沾污她时反抗，还打鬼子的耳光，她的胸部被鬼子残忍地割掉了。
　　 鬼子经常拖妇女到四条巷六号家中羞辱，邵大妈名叫邵张氏，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多次遭到日本人羞辱。
　　 鼓楼附近和上海路的死尸很多，都是老百姓，还有妇女，山西路的池塘里也有很多尸体。
　　 我父亲有一次外出买东西，在回来的路上经过鼓楼下坡时，看到日本鬼子在那儿把一个中国人的头皮割开，用药水往上洒，还逼我父亲看，我父亲吓得要死，回家后饭也吃不下去，鬼子实在是太残暴了。
　　 朱秀英，十二岁，家住中山门半山园二号。
　　 我家住在中山门半山园二号，日军空袭南京时，我们经常躲进防空洞，我哥哥被送到乡下姨妈家。后来日机轰炸越来越厉害，中山门也被堵起来了，母亲带著我与邻居一起去了难民区避难。
　　 我们是夜里去的，天亮时才到豆菜桥，我们带了点米，还有两隻鸡。当时五台山、华侨路那儿难民很多，没地方住，我们只好自己动手捡破毯子之类的东西搭棚子，后来又找来一些破芦席用。棚子里一下子住了那么多人，生活很成问题，没有厕所，大小便就在露天地里。
　　 三天后，日军进城了，汉奸让我们把太阳旗插在门外迎接日军，日本兵经常到豆菜桥来找姑娘。一天，他们找了一个老头，逼著让他带路去找女人，看中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老头乞求那个妇女说：“去吧，救救我的命吧。”
　　 没办法，那个妇女就跟日本兵走了，后来她回来的时候，喉咙都哭哑了。我还看到一个女的，一边走，一边哭，手捂在屁股上，她的裤子被刺刀划开了。
　　 我妈手上戴的金戒指也被日本兵抢去了，一开始，她还不知道日本兵要戒指，后来她看到日本兵拔出刀来，连忙把戒指给他，吓得要死。有一天，我与邻居的一个小姑娘去新街口，在新街口日本宪兵队门前，我们看到有个人被抓去，衣服被脱光了，只穿一条短裤，日本兵用长刀在他身上比划来比划去，我们见此情况吓得赶快往家跑。
　　 我姑妈家住在东流，日本兵进南京后，我姑爹被杀害了。有一次，我姑妈与表弟上厕所，看到日本兵来了，掉头就跑，结果都被日本兵戳死了。
　　 我家的三间房子被炸毁了，中山门到新街口的很多房子被烧了，我们回中山门后，仍不得安宁。有一次，门口有个姓陈的六十多岁老太太，在家睡午觉时，被日本兵羞辱了，哭得要死，我妈与邻居去劝她想开一点。
　　 我们住在山上没水吃，有一次，我与哥哥下山拎自来水，那个水龙头本来就是坏的，关不紧，有个日本兵来了，认为是我们把水龙头搞坏的，我哥哥被打了两个嘴巴，水桶也被踢翻了，我们哭著跑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