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曾被认为是文言小说之集大成者。单从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和某些表现手法
　　来看，这个评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纵横面来看，这个评价就
　　不够全面了。因此还需要作进一步的伸说。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发展系统。一个系统属文言，起自六朝的志怪而盛于唐的传奇；一
　　个系统属白话，起于由唐宋时的说话而形成的话本，进而发展到大部头的长篇章回小说。文
　　是文，白是白，界限分明。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以文言写章回小说者。但是，这两个系
　　统之间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互相影响，互相竞赛，甚至有斗争。
　　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聊斋志异》的出现，就不单纯的是文言小说自然地顺利地直线地发展
　　的结果。
　　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细按原意，当是指用传奇的
　　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也就是接受了它之前的这种文言小说的优点，所以
　　鲁迅把它列入了“拟晋唐小说”，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渊源。蒲松龄自己也承认是“才非干
　　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是自觉地有意识地来继承这一小说传统的，是踏着
　　前人开辟的创作道路前进的。然而，从当时的情况讲，这条路已经是歧路了。他以自己毕生
　　的主要精力，又把歧路引直成宽平的大道，树下了历史的纪念碑。
　　《聊斋志异》是清初十七世纪的作品，上距干宝的《搜神记》已千年以上，距唐传奇的
　　兴盛也近千年。对于文言小说的发展来说，《聊斋志异》的出现，实在是“文起千年之
　　衰”，其功不在“文起八代之衰”以下。
　　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古代严格意义的小说从唐代才开始出现，“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
　　小说”。以前的志怪书不仅是“粗陈梗概”，“非有意为小说”，而且“以为幽明虽殊途，
　　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更无诚妄之别矣”。以志怪书的代
　　表作《搜神记》为例，作者干宝就表明其创作动机是“发明神道之不诬”。蒲松龄自谦非干
　　宝之才而“雅爱搜神”，正是从“才”的方面来看待六朝志怪书的，取法其设幻的种种大胆
　　想象，造异立奇，并非追随其明神道，有取有弃，所以能摆脱单纯模仿之恶道。六朝文人的
　　设奇造幻，不同于单纯的宣扬迷信，为了动人，就要造得让你感到象真的一样，在这样的一
　　个写作实践过程中，无疑的是锻炼和发展了文学的想象力，发展了后世所谓的浪漫主义表现
　　方法的因素。蒲松龄从志怪书中所受到的启发，正是这种积极的文学因素。
　　唐传奇的确堪称有唐一代之奇，产生了大量的作品，著名的如《枕中记》、《长恨歌
　　传》、《李娃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等，作者又多是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立
　　意在写人，又重情节，尚文词，故能通过委婉曲折的故事给人留下生动的人物形象，使传奇
　　蔚为奇观，也使后来的刻意模仿者望尘莫及。这个成就与当时文人思想上的较少束缚，社会
　　风尚的较为开放大有关系，正因为如此，传奇才只盛于唐，至宋则日趋衰落，一蹶不振，走
　　向了下坡路，再也没有产生过象唐代那样的名作，作为文言小说代表的志怪传奇的全盛时代
　　过去了。文言小说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传奇的出现，虽然标志着“始有意为小
　　说”，小说正式登上了文坛，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已争得了应有的文学地位。“传奇”一词
　　就含有贬意，它与声势浩大的唐诗和散文是不能并驾齐驱的。宋以后的文言小说，用鲁迅的
　　话说，“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
　　言。”这时，另一种起于民间的新的小说形式即评话出现了。评话是白话小说，它的产生与
　　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主要的是为他们服务的，得到他们的喜爱。从评
　　话到章回，历经几代数百年，越来越旺盛强大，同另一种起于民间的戏剧文学，成为中国古
　　代文学后期主要成就的重要标志，诗文的地位反而越来越显得居于次要了。在这个历史阶段
　　的文言小说，走着与白话小说并不相同的道路，远离了现实生活，远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变
　　成了文人的趣味之作，犹如明末之文人小品，落后于时代的潮流，走向了末路，既缺乏白话
　　小说的生命力，同唐传奇相比，相差也不可以道里计。
　　文言小说的衰落，到明朝已达极点，故鲁迅在讲“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时，一笔
　　带过，批评多于肯定。“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而能够予以肯定者，实在寥寥。
　　至于清末的文言小说，虽“亦记异事，貌如志怪者流，而盛陈祸福，专主惩劝，已不足以称
　　小说。”文言小说发展到如此境地，真是名符其实的“呜呼哀哉”了。
　　在文言小说的衰败之风“弥漫天下”的境况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突然异军崛
　　起，独树一帜，连当时鼎鼎大名的文人王渔洋，也不敢小看这位三家村的教书先生，究竟是
　　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