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东海诸英俊问："出韵诗，唐人多有之，而王麟洲极以为非，何也？"答曰："出韵必是起句，起句可用仄声字，出韵何伤？盖起句不在韵数中，故一绝止言二韵，一律止言四韵。如《滕王阁诗》，本是六韵，而序云：‘四韵俱成。’以‘渚’、‘悠’不在韵数中故也。"
　　又问："和诗必步韵乎？"答曰："和诗之体不一：意如答问而不同韵者，谓之和诗；同其韵而不同其字者，谓之和韵；用其韵而次第不同者，谓之用韵；依其次第者，谓之步韵。步韵最困人，如相殴而自絷手足也。盖心思为韵所束，于命意布局，最难照顾。今人不及古人，大半以此。严沧浪已深斥之。而施愚山侍读尝曰：‘今人只解作韵，谁会作诗？’此言可畏。出韵必当严戒，而或谓步韵思路易行，则陷溺其心者然也。此体元、白不多，皮、陆多矣，至明人而极。"
　　又问："初、盛、中、晚之界云何？"答曰："三唐与宋、元易辨，而盛唐与明人难辨。读唐人诗集，知其性情，知其学问，知其立志。明人以声音笑貌学唐人，论其本力，尚未及许浑、薛能，而皆自以为李、杜、高、岑。故读其诗集，千人一体，虽红紫杂陈，丝竹竞响，唐人能事渺然，一望黄茅白苇而已。唐、明之辨，深求于命意布局寄托，则知有金矢之别；若唯论声色，则必为所惑。夫唐无二‘盛’，盛唐亦无多人；而明自弘、嘉以来，千人万人，孰非盛唐？则鼎之真赝可知矣。晚唐虽不及盛唐、中唐，而命意布局寄托固在。宋人多是实话，失《三百篇》之六义。元诗犹在深入处。明诗唯堪应酬之用，何足言诗？"
　　又曰："下手处如何？"答曰："姑言其浅处。如少陵《黑鹰》、曹唐《病马》，其中有人；袁凯《白燕》诗，脍炙人口，其中无人，谁不可作？画也，非诗也。空同云：‘此诗最著最下。’盖嫌其唯有丰致，全无气骨耳。安知诗中无人，则气骨丰致，同是皮毛耶？"又问："唐人诗，尽如《黑鹰》、《病马》否？"答曰："不能。崔鸳鸯、郑鹧鸪，皆以一诗得名，诗中绝无二人，有志者取法乎上耳。"诸君因以拙作相质。答曰："眼见易远，下足处必近，后人何敢与古人同日语耶？"诸君相逼不已。答曰："拙草名托物，非咏物也。如《蜂诗》云：‘利剑行空犹侠客，细腰成病似诗人。’《灯花》云：‘脂浮初夜根无托，灺落三更子不成。’《落花》云：‘来岁东皇别造蕊，不曾容汝复青枝。’其中有不佞在。无手病，有贤子，不处革运者，不得作此语也。"诸君又曰："同朋发矢，方知中的与否，烦君亦作《白燕》诗见示。"偶尔妄言，撞此祸事，袁公必大笑于前，吾兄必大笑于今矣。
　　问云："今人忽尚宋诗如何？"答曰："为此说者，其人极负重名，而实是清秀李于鳞，无得于唐。唐诗如父母然，岂有能识父母更认他人者乎？宋之最著者苏、黄，全失唐人一唱三叹之致，况陆放翁辈乎？但有偶然撞着者，如明道云：‘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忠厚和平，不灭义山之‘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矣。唐人大率如此，宋诗鲜也。唐人作诗，自述己意，不必求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说好；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说好，故不相入。然宋诗亦非一种，如梅圣俞却有古诗意，陈去非得少陵实落处。不知今世学宋诗者，尊尚谁人也？子瞻、鲁直、放翁，一泻千里，不堪咀嚼，文也，非诗矣。
　　又问："诗与文之辨？"答曰："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制辞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啖饭则饱，可以养生，可以尽年，为人事之正道；饮酒则醉，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凯风》、《小弁》之意，断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诗其可已于世乎？"
　　又问云："人谓作诗须合于《三百篇》，其说如何？
　　"答曰："未卵而求时夜，耳食者之言也。尚未识唐人命意遣辞之体，而轻言《三百篇》，可乎？且《三百篇风》与《雅》、《颂》异，变与正异，宋注与汉注异，仆实寡学，不敢妄说。如少陵《玄元庙诗》，谁人做得？尚只是变雅耳。卑之无甚高论，严绝宋、元、明，而取法乎唐，亦足自立矣。如杨妃事，唐人云：‘薛王沉醉寿王醒。’宋人云：‘奉献君王一玉环。’岂直金矢之界而已哉？使其作《凯风》《小弁》，必大诟父母矣。余所见《三百篇》仅此，馀实不能测也。《苕溪渔隐》曰：‘彼时薛王之死已久。’史学善矣，不必如是责酒以饱也。宋人长于文，而诗不及唐，三体不能辨。"
　　又问："宋、明之界云何？"答曰："宋人不可轻也。宋诗如三家村叟，布袍草履，是一个人。明诗土偶蒙金。昨日已言之矣。唐人死话亦活，实话亦虚，明人反是。如‘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六宫处处如秋水，不独长门玉漏长’，未见有几篇也。"
　　又问："丈丈何故舍盛唐而为晚唐？"答曰："二十岁以前，鼻息拂云，何屑作‘中’‘晚’耶？二十岁以后，稍知唐、明之真伪，见‘盛唐体’被明人弄坏，二李已不堪，学二李以为盛唐者，更自畏人，深愧前非，故舍之耳。世人谁敢夸大步？士庶不敢作卿大夫事，卿大夫不敢作公侯事。自分稷、卨自许，爱君忧国之心，未是少陵，无其心而强为其说，纵得遣辞逼肖，亦是优孟冠裳，与土偶蒙金者何异？无过奴才而已。寒士衣食不充，居室同于露处，可谓至贫且贱矣，而此身不属于人。刁家奴侯服玉食，交游卿相，然无奈其为人奴也。二李、刁家奴，学二李者又重佁矣。"又问："学晚唐者，宁无此过？"答曰："人于诗文，宁无乳母？脱得携抱，便成一人。二李与其徒，一生在乳母怀抱间，脚不立地，故足贱也。谁人少时无乳母耶？"
　　又问："唐诗亦有直遂者，何以独咎宋人？"答曰："世间龙蛇混杂，诚是淆讹公案也。七律自沈宋以至温李，皆在起承转合规矩之中。唯少陵一气直下，如古风然，乃是别调。白传得其直遂，而失其气。昭谏益甚。宋自永叔而后，竟以为诗道当然，谬引少陵以为据；而不知少陵婉折者甚多，不可屈古人以遂非也。且唐人直遂者亦不止少陵，皆少分如是，非诗道优柔敦厚之旨亦然，唯一叹耳！"
　　又问："少陵七律异于诸家处，幸示之。"答曰："如‘剑外忽传收蓟北’等诗，全非起承转合之体，论者往往失之。于‘吹笛关山’篇，则曰次联应前首‘风’字‘月’字，三联叹美，有何关涉？不知此前六句皆兴，末二句方是赋，意只在‘故园愁’三字耳。论者谓‘蓬莱宫阙’篇，首句刺土木，次句刺祷祠，次联应首句，三联应次句。有何关涉？不知此诗全篇皆赋，前六句追述昔日之繁华，末二句悲叹今日之流落耳。更有异体如‘童稚情亲’篇，只须前半首，诗意已完，后四句以兴足之。去后四句，于义不缺；然不可以其无意而竟去之者，如画之有空纸，不可以其无树石人物而竟去之也。义山‘人生何处不离群’篇，前有后无，钱似此篇，故题曰：《杜工部蜀中离席》，乃拟此篇而作也。义山初时亦学少陵，如《有感》五言二长韵可见矣，到后来力能自立，乃别走《楚辞》一路，如《重感》七律，亦为‘甘露之变’而作，而体格迥殊也。介甫谓义山深有得于少陵，而止赞‘雪岭未归’一联，是见其炼句，而未见其炼局也。又唐人七言绝句，大抵由于起承转合之法，唯李、杜不然，亦如古风浩然长往，不可捉摸。此体最难，宋、明人学之，则如急流小棹，一瞬而过，无意味也"
　　又问："严沧浪之说诗，耑贵妙悟，如何？"答曰："作诗者于唐人无所悟入，终落宋、明死句。贵悟之言是也，但不言六义，从何处下手而得悟入？彼实无见于唐人，作玄妙恍惚语耳。且道理之深微难明者，以事之粗浅易见者譬而显之。禅深微，诗粗浅，严氏以深微者譬粗浅，既已颠倒；而所引临济、曹、洞等语，全无本据，亦何为哉？"又告之曰："唐人精于诗，而诗话则少；宋人诗离于唐，而诗话乃多。今人拘于宋人之说诗，而不问其与唐人违合，莫不称王称伯，狐魅后学，使尊奉己说；学之者亦尊奉一先生之言，如圣经王律，愚何人而敢为此？诸君皆智慧绝人，当自取法乎上。唐人数百家，各有能事，非鄙朽一人所能尽测也。已前所说，不过我心所见者云尔，非唐人止于此也。诸君当屏绝宋以后议论，细读唐人之诗，自必深有所得；不独王、李、钟、谭以己意判唐人者不足道，即鄙朽以唐人论唐人者，亦不足道。且人之学问，莫非以楔出楔；前去者是楔，后入者独非楔乎？唐人多有不合于汉、魏者，何况《三百篇》？‘功德天黑暗，女寸步不离’，坚守唐人之诗，犹是金屑在眼，后人之说，亦何为哉？至于羔雁应酬之用，则明人自有榘矱，可称当行作家，‘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