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周复俊编。复俊有《东吴名贤记》，已著录。初，宋庆元中四川安抚使袁说友，属知云安县程遇孙等八人裒《成都文类》五十卷，中间尚有所未备。嘉靖中，复俊官四川按察司副使，复博采汉、魏以降诗文之有关於蜀者汇为此书，包括网罗，极为赅洽。所载如《宋罗泌姓氏谱》、元费著《古器谱》诸书，多不传於今。又如李商隐《重阳亭铭》，为《文苑英华》所不录，其本集亦失载，徐炯、徐树穀《笺注义山文集》，即据此书以补入。如斯之类，皆足以资考核。诸篇之后，复俊间附案语。如汉初平五年《周公礼殿》记载洪适《隶释》，并载史子坚《隶格》，详略异同，彼此互见，亦颇有所辨证。其中若曹丕《告益州文》与魏人《檄蜀文》，伪词虚煽，颠倒是非，於理可以不录；然此志蒐罗故实，例主全收，非同编录总集，有所去取。善恶并载，亦未足为复俊病。惟篇末不著驳正之词，以申公义，是则义例之疏耳。
　　△《古今诗删》三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李攀龙编。攀龙有《诗学事类》，已著录。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每代各自分体，始於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继以明，多录同时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江淹作《杂拟诗》，上自汉京，下至齐、梁，古今咸列，正变不遗。其《序》有曰：“蛾眉讵同貌而俱动於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於魂”。又曰：“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然则文章派别，不主一途，但可以工拙为程，未容以时代为限。宋诗导黄、陈之派，多生硬杈桠；元诗沿温、李之波，多绮靡婉弱。论其流弊，诚亦多端，然钜制鸿篇，亦不胜数，何容删除两代，等之自郐无讥。王士祯《论诗绝句》有曰：“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侭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其殆为梦阳辈发欤？且以此选所录而论，唐末之韦庄、李建勋，距宋初阅岁无多；明初之刘基、梁寅，在元末吟篇不少。何以数年之内，今古顿殊，一人之身，薰莸互异，此真门户之见，入主出奴，不缘真有限断。厥后摹拟剽窃，流弊万端，遂与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诟厉，岂非高谈盛气有以激之，遂至出尔反尔乎？然明季论诗之党，判於七子，七子论诗之旨，不外此编。录而存之，亦足以见风会变迁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废也。流俗所行，别有攀龙《唐诗选》，攀龙实无是书，乃明末坊贾割取《诗删》中唐诗，加以评注，别立斯名，以其流传既久，今亦别存其目，而不录其书焉。
　　△《唐宋元名表》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胡松编。松有《滁州志》，已著录，《明史》松本传称，松幼嗜学，尝辑古名臣章奏，今未见其本。是编，乃松督学山西时，选为士子程式之书。虽所录皆各集所有，无奇秘未睹之篇，而去取极为不苟。前有《自序》曰：“是学也，昉於汉、魏六朝，盛於隋、唐，而极於宋，其体不能尽同，然其意同於宣上德而达下情，明己志而述物则，其后相沿日下，竞趋新巧，争尚衍博，往往贪用事而晦其意，务属词而灭其质，盖四六之本意失之远矣。”其言颇为明切。自明代二场用表，而表遂变为时文，久而伪体杂出，或参以长联。如王世贞所作一联，多至十馀句，如“四书”文之二小比。或参以五七言诗句，以为源出徐、庾及王、骆；不知徐、庾、王、骆用之於赋。赋为古诗之流，其体相近，若以诗入文，岂复成格？至於全用成句，每生硬而杈桠，间杂俗语，多鄙俚而率易。冠冕堂皇之调，剽袭者陈肤，饾飣割裂之词，小才者纤巧，其弊尤不胜言。松选此编，挽颓波而归之雅，亦可谓有功於骈体者矣。
　　△《文氏五家诗》十四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长洲文氏三世五人之诗也。文洪，字功大，成化乙酉举人，官氵来水教谕，著《括囊稿诗》一卷，文一卷。其孙徵明，著《甫田集》诗四卷。徵明长子彭，字寿承，官南京国子监博士，著《博士诗》二卷。次子嘉，字休承，官和州学正，著《和州诗》一卷。彭之子肇祉，字基圣，官上林苑录事，亦著诗五卷。中惟徵明名最盛，其家学之渊源，则自洪始。如《静志居诗话》所称：“野猿窥落果，林蝶恋残花；自得翻书趣，浑忘对客言”诸句，饶有恬澹之致，徵明诗格不高，而意境自能拔俗，至彭、嘉、肇祉，亦能於耳濡目染之馀，力承先绪。所谓谢家子弟，虽复不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种风气也。徵明《甫田集》，已著录。然卷帙相连，无容割裂。且除此一集，与五家之目亦不合，尤无容改其旧名以五为四。故仍并录之，而附著其互见之故焉。
　　△《宋艺圃集》二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李蓘编。蓘有《黄谷琐谈》，已著录。是集，选录宋人之诗，殚力蒐罗，凡十三载，至隆庆丁卯而后成，所列凡二百三十有六人，而核其名氏，实二百三十有七人，盖编目时误数一人。末卷附释衲三十三人，宫闺六人，灵怪三则，妓流五人，不知名四人，通上当为二百八十八人，而注曰共二百八十四人，则除不知姓名四人不数耳。王士祯《香祖笔记》称，所选凡二百八十人，亦误数也。书中编次后先，最为颠倒，如以苏轼、苏辙列张咏、余靖、范仲淹、司马光前；陈与义、吕本中、曾几列蔡襄、欧阳修、黄庭坚、陈师道前；秦观列赵抃、苏颂前；杨万里列杨蟠、米芾、王令、唐庚前；叶采、严粲列蔡京、章惇前；林景熙、谢翱列陆游前者，指不胜屈。其最诞者，莫若以徽宗皇帝与邢居实、张栻、刘子翚合为一卷，夫《汉书艺文志》以文帝列刘敬、贾山之间；武帝列蔡甲、倪宽之间；《玉台新咏》以梁武帝及太子诸王，列吴均等九人之后、萧子显等二十一人之前。以时代相次，犹为有说。至邢居实为邢恕之子，年十八早夭，在徽宗以前。刘子翚为刘韐之子，张栻为张浚之子，皆南宋高、孝时人，在徽宗以后。
　　乃君臣淆列，尤属不伦。殆由选录时，随手杂抄，未遑铨次欤。至於廖融、江为、沈彬、孟宾于之属，则上涉南唐；马定国，周昂、李纯甫、赵沨、庞铸、史肃、刘迎之属，则旁及金朝。衡以断限，更属未安。王士祯之所纠，亦未尝不中其失也。然《香祖笔记》又曰：隆庆初元，海内尊尚李、王之派，讳言宋诗。而于田独阐幽抉异，撰为此书，其学识有过人者，则士祯亦甚取其书矣。
　　△《元艺圃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李蓘编。此集续“宋诗”而选，所录凡一百九人，诗六百二十五首。
　　《自序》称地僻少书籍，无以尽括一代之所长。今观所录，有虞集、范梈、揭傒斯，而无杨载，即一代名人号为四家者，已阙其一。是漏略诚所不免。又刘辰翁乃宋人；王庭筠、高克恭、元好问乃金人；僧来复乃明人；一例载入，颇失断限。其编次则倪瓒、宋元、余阙等皆元末人，而名在最前；戴表元、白珽等皆元初人，而名在最后。其他亦多先后颠倒，颇无伦序。似亦随见随抄，未经勘定之本。与《宋艺圃集》相同，殆慵於排纂，遂用唐无名氏《搜玉小集》，不拘时代之例欤。然其《自序》谓：“宋诗痼於理，元诗邻於词。”则深中两代作者之弊。
　　故其去取之间，颇为不苟，以云备一代之诗，诚为不足。以云鉴别，则较之泛滥旁收，务盈卷帙者，精审多矣。
　　△《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通行本）
　　明茅坤编。坤有《徐海本末》，已著录。《明史文苑传》称：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钞。考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实远在坤前。然右书今不传，惟坤此集为世所传习。
　　凡韩愈文十六卷，柳宗元文十二卷，欧阳修文三十二卷，附《五代史抄》二十卷，王安石文十六卷，曾巩文十卷，苏洵文十卷，苏轼文二十八卷，苏辙文二十卷，每家各为之引。说者谓其书本出唐顺之，坤据其稿本，刊版以行，攘为己作，如郭象之於向秀。然坤所作《序例》，明言以顺之及王慎中评语标入，实未讳所自来，则称为盗袭者，诬矣。其书初刊於杭州，岁久漫漶，万历中，坤之孙著，复为订正而重刊之，始以坤所批《五代史》附入欧文之后。今所行者，皆著重订本也。自李梦阳《空同集》出，以字句摹秦、汉，而秦、汉为窠臼；自坤《白华楼稿》出，以机调摹唐、宋，而唐、宋又为窠臼。故坤尝以书与唐顺之论文，顺之复书有“尚以眉发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之语。又谓绳墨布置，奇正转摺，虽有专门师法，至於中间一段精神命脉，则非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与此云云。盖颇不以能为古文许之。今观是集，大抵亦为举业而设。其所评语，疏舛尤不可枚举。黄宗羲《南雷文定》有《答张自烈书》，谓其韩文内《孔司勋志》，不晓句读；《贞曜先生志》所云来吊韩氏，谓不知何人；柳文内《与顾十郎书》，误疑“十郎”为“宗元座主”；欧文内薛简肃举进士第一让王严，疑其何以得让；又以《张谷墓表》迁员外郎知阳武县，为当时特重令职；又《孙之翰志》学究出身、进士及第，为再举进士，皆不明宋制，而妄为之说。又谓其圈点批抹，亦多不得要领，而诋为小小结果。皆切中其病。然八家全集浩博，学者遍读为难，书肆选本，又漏略过甚，坤所选录，尚得烦简之中。集中评语，虽所见未深，而亦足为初学之门径。一二百年以来，家弦户诵，固亦有由矣。
　　△《吴都文粹续集》五十六卷、《补遗》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钱穀编。穀字叔宝，长洲人，《明史文苑传》附见《文徵明传》中。但称其能画。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则称穀贫无典籍，游文徵仲之门，日取插架书读之，手抄异书最多，至老不倦。仿郑虎臣《吴都文粹》，辑成续编，间有三百卷。其子功甫继之，吴中文献，藉以不坠云云。功甫，钱与治之字也，所称卷数与此本不符，疑合与治续编言之。或穀初所蒐罗，原有此数，后复加删汰，以成今本。彝尊乃据其旧稿言之欤？此本第五十三卷、五十四卷俱逸，第五十卷亦残阙，检勘他本并同，盖流传既久，不免脱遗，已非完本。其中所标二十一门，分类亦多未确，盖能博而未能精者。然自说部、类家、诗编、文稿，以至遗碑、断碣，无不甄录，其采辑之富，视郑书几增至十倍。吴中文献，多藉是以有徵，亦未可以芜杂弃矣。
　　△《石仓历代诗选》五百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曹学佺编。学佺有《易经通论》，已著录。是编，所选历代之诗，上起古初，下迄於明，凡古诗十三卷，唐诗一百卷，拾遗十卷，宋诗一百七卷，金、元诗五十卷，明诗初集八十六卷、次集一百四十卷。旧一名《十二代诗选》，然汉、魏、晋、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实十一代，既录古逸，乃缀於八代之末，又并五代於唐、并金於元，於体例名目，皆乖剌不合。故从其版心所题，称历代诗选，於义为谐。所选虽卷帙浩博，不免伤於糅杂，然上下二千年间，作者皆略存梗概，又学佺本自工诗，故所去取，亦大都不乖风雅之旨，固犹胜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者。惟金代仅录元好问一人，颇为疏漏。意其时毛晋所刊《中州集》、《河汾诸老诗》，犹未盛行，故学佺未见欤。其冠於元诗之首，亦以一代只一人，不能成集故也。据《千顷堂书目》，学佺所录《明诗》尚有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一百卷，今皆未见，殆已散佚。然自万历以后，繁音侧调，愈变愈远於古，论者等诸自郐无讥。是本止於嘉、隆，正明诗之极盛，其三集以下之不存，正亦不足惜矣。
　　△《四六法海》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王志坚编。志坚有《读史商语》，已著录。秦、汉以来，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叠陈故事，是骈体之渐萌也。符命之作则《封禅书》、《典引》，问对之文，则《答宾戏》、《客难》，骎骎乎，偶句渐多。沿及晋、宋，格律遂成，流迨齐、梁，体裁大判，由质实而趋丽藻，莫知其然而然。然实皆源出古文，承流递变。犹四言之诗至汉而为五言，至“六朝”而有对句，至唐而遂为近体。面目各别，神理不殊，其原本风雅则一也，厥后辗转相沿，逐其末而忘其本。故周武帝病其浮靡，隋李谔论其佻巧，唐韩愈亦龂龂有古文、时文之辨。降而愈坏，一滥於宋人之启劄，再滥於明人之表判，剿袭皮毛，转相贩鬻；或涂饰而掩情，或堆砌而伤气；或雕镂纤巧而伤雅。四六遂为作者所诟厉。宋姚铉撰《唐文粹》，至尽黜俪偶，宋祁修《新唐书》，至全删诏令；而明之季年，豫章之攻云间者，亦以沿溯六朝相诋，岂非作四六者，不知与古体同源、愈趋愈下，有以启议者之口乎！志坚此编所录，下迄於元，而能上溯於魏、晋，如敕则托始宋武帝，册文则托始宋公《九锡文》，表则托始陆机、桓温、谢灵运，书则托始於魏文帝、应玚、应璩、陆景、薛综、阮籍、吕安、陆云、习凿齿，序则托始陆机，论则托始谢灵运。大抵皆变体之初，俪语散文相兼而用，其齐、梁以至唐人，亦多取不甚拘对偶者。俾读者知四六之文，运意遣词，与古文不异，於兹体深为有功。至於每篇之末，或笺注其本事，或考证其异同，或胪列其始末，亦皆元元本本，语有实徵，非明代选本所可及。据其凡例，虽为举业而作，实则四六之源流正变，具於是编矣，未可以书肆刊本忽之也。
　　△《古乐苑》五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梅鼎祚撰。鼎祚有《才鬼记》，已著录。是编，因郭茂倩《乐府诗集》而增辑之。郭本止於唐末，此本止於“南、北朝”，则用左克明《古乐府》例也。
　　其所补者，如琴曲歌词《庞德公之於忽操》，见《宋文鉴》中，乃王令拟作，非真庞所自作也；杂歌曲词之《刘勋妻》，其诗《艺文类聚》称魏文帝作，《玉台新咏》称王宋自作，邢凯《坦斋通编》称曹植作；然总为五言诗，不云乐府；亦不以“刘勋妻”三字为乐府题也。左思《娇女诗》自咏其二女嬉戏之事，亦不云乐府也；至梁昭明太子、沈约、王锡、王规、王缵、殷钧之《大言》、《细言》，不过偶然游戏，实宋玉《大言赋》之流。既非古调，亦未被新声，强名之曰“乐府”，则《世说新语》所谓“矛头淅米剑头炊，百岁老翁攀枯枝，井上辘轳卧婴儿”“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者，何又不入乎？温子昇之《捣衣》本咏闺情，亦强名曰“乐府”，柳惲、谢惠运、曹毗所作亦同此题，何又见遗乎？梁简文帝之《名士悦倾城》本题为《和湘东王》，亦偶拈成句，未必调名；沈约之《六忆诗》、隋炀帝之《杂忆诗》且明标诗字，以及闺思、闺怨、春思、秋思之类，无不阑入，则又何诗，不可入乐乎？《婉转歌》见吴均《续齐谐记》及《晋书》。
　　刘妙容，鬼也；王敬伯，人也。刘妙容歌，列“琴曲歌词”中；王敬伯歌，自应列於其后。即两本字句小异，不过注一作某耳。乃以敬伯补入末卷《鬼歌》中，颠倒错乱，殊不可解。又开卷为古歌词，以《断竹之歌》为首，迄於秦始皇《祀洛水歌》，已不及郭本之托始郊庙为得体；而杂歌谣词中，又出“古歌”一门，始於《击壤歌》，迄於《甘泉歌》，不知其以何为别。他如隋炀帝之《望江南》，采摭伪撰之小说，绝不考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至李德裕时，始有此调，则益糅杂矣。然其捃拾遗佚，颇足补郭氏之阙。其解题亦颇有所增益。虽有丝麻，无弃菅蒯，存之亦可资考证也。其《衍录》四卷，记作者爵里及诸家评论，盖剽剟冯惟讷《诗纪别集》而稍为附益，多采杨慎等之说，今亦并录之，备参订焉。
　　△《皇霸文纪》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鼎祚辑陈、隋以前之文，编为《文纪》，以配冯惟讷《诗纪》。
　　此编上起古初，下迄於秦，故曰《皇霸文纪》，乃其书之第一集也。洪荒以降，书契莫详，事尚无徵，况其文字，传於后者，非汉代纬书之依托，即战国诸子之寓言，一概裒存，遂不免一真百伪。至《集古录》、《博古图》、《考古图》所列诸铭，名姓时代，半属臆求；点画偏旁，多缘附会。刘、杨异释，薛、郑殊音，而确定为某商某周，编之简牍，实为失於阙疑。甚至“簉磬铭”六十三字，惟录篆文，尤乖体例。他如《穆天子传》、《诗序》之类，本各自为书，亦登文集，则录所不当录。屈原《楚词》，惟载三篇，则删所不当删。何致之《伪岣嵝碑》、杨慎之《伪石鼓文》并出近代，漫无考证。大横庚庚之兆，且以汉文误入之。皆辑录之疏，不可据为典要。然网罗繁富，周、秦以前之作，莫备於斯，芜杂之中，菁英不乏。陆机所谓“虽榛楛之勿翦”，亦蒙茸於集翠者也。故病其滥而终取其博焉。
　　△《西汉文纪》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鼎祚《皇霸文纪》，真伪糅杂，颇有炫博之讥。其作是编，则一以《史记》、《汉书》为主，而杂采他书附益之，所据为根本者，较诸子杂言颇为典实。故所收於班、马二史之外者，亦藉以参校是非，不至如《皇霸文纪》之滥。如《飞燕奏笺》，《成帝答诏》，张良《四皓往返书》，孔臧《与子弟书》，东方朔《实瓮铭》，《李陵苏武往返书》，刘向《上关尹子》、《子华子》、《於陵子奏》，扬雄《润州牧箴》，《卓文君、司马相如诔》诸篇，依托显然者，皆能辨之。其他如《西京杂记》、《东方朔别传》、《搜神记》、《博物志》、《佛藏辨正论》，所载诸篇；及孔安国《尚书序》、《孔衍家语序》等文，虽未一一厘正，要其所漏不过百中之一矣，惟《新书节录》数篇，则《新语》、《春秋繁露》之类，以例推之，何不并载？《列女传》及扬雄诸赋，并节录其“序”，以例推之，其他亦将多不胜收，殊无义例。其於诏制既以各帝分编，又往往随事附各篇之后，端绪庞杂，於编次之体亦乖。然三代以下，文章莫盛於西汉，西汉莫备於此编。含英咀华，固著作之骊渊矣。
　　△《东汉文纪》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鼎祚《西汉文纪》，根据《史》、《汉》，故多为典确。是编虽亦以正史为宗，而杂书之作，始盛於东汉。即刘珍、张璠诸记，著录正史者，亦逾八家。沿及六代，小说繁兴，其时去雒京最近，故依托附会，尤较西汉为多。
　　至於《集古》、《金石》诸录，《博古》、《考古》诸图，以迨《隶释》、《隶续》而下，搜括旧刻，争奇炫博者，弥不一家。而西汉自“五凤砖”数事以外，寥寥无多，其碑碣文词，器物铭识，亦往往惟称东汉。鼎祚蒐罗既富，义取全收，其间真赝互陈，异同蜂起，而订讹正舛，亦不及《西汉文纪》之详，固其所也。
　　至如《曹全》一碑，近代始出，亦复捃摭不遗，其采辑亦云勤矣。若夫永和《裴岑破呼衍王碑》，远在西域，我皇上天威耆定，儒者始睹其文。鼎祚生明季衰微之时，嘉峪关外，即为绝域，其略而不载，固未可以为疏漏焉。
　　△《西晋文纪》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西晋相传四叶，为日无多，何晏、王弼之徒，以庄、老清言转相神圣，浸淫不返，遂至於南渡偏安。然观鼎祚所编一代之文，则讨论典故，崇励风俗者，犹居其半。盖东汉以来，老师宿儒之遗训，越三国而犹有存焉。非鼎祚裒而辑之，不知建武以还，犹能立国者，为礼教未殄之故也。其中多采诗赋之《序》，以足篇帙，特较他代为繁，殊嫌割裂。又司马懿以及师、昭，虽《晋书本纪》三祖并登，而揆以史法，终乖限断。鼎祚既通编八代之文，自宜附之魏末，使名号不舛，时代靡差。乃因仍《晋书》之失，存其帝号以冠篇，是亦失於纠正者矣。
　　△《宋文纪》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鼎祚所辑《八代文纪》卷溢三百，其版行者，自《皇霸》至《西晋》而止。鼎祚殁后，应天巡按御史张煊、宁国府知府周维新始为次第开雕。
　　而此集先成，故卷首独有煊及维新《序》。宋之文，上承魏、晋，清俊之体犹存；下启晋、梁，纂组之风渐盛。於八代之内，居文质升降之关，虽涉雕华，未全绮靡。观鼎祚所录，可以见风气转移，日趋日变之故焉。其编纂之体，略同汉、晋，中间如《庐山公九锡文》和《香方》之类，钜细兼收，义取全备，犹之表、头责子羽文，诸作，咸登前牒，不能以芜累为讥。惟《宋公册封九锡禅代》诸文，既为晋人所撰，自当附之於《晋纪》，移而入宋，於例殊乖。又司马越《女铭词》，虽发自宋年，而撰由晋代，附之简末，尤无取义，是则编次之疏矣。
　　△《南齐文纪》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是集於酬答之文，参错附录，及误载前代册诰，与诸集略同。
　　而体例尤为丛脞，如《永明五年九月诏》，乃《齐书》撮叙其事，而以为诏词；高祖《与周盘龙第二敕》，明帝《手诏王思远》，皆只常言五字，但可存为故实，岂宜目以文章。无姓名之文，例附於末；而《鱼腹侯子响还本奏》独列於前。代拟诸作，例归操觚之人，而褚渊《禅齐诏》、江淹《筑垒教》独不画一。曹景宗《与弟义宗书》，沈约《答陆厥乐蔼书》，犹曰人虽入梁，事关齐代。至於宋顺帝《答诛黄回诏》，则《宋文纪》自为一集，何以隔代阑入？若刘虬《答萧子良书》，已见二卷，又见六卷，失检抑又甚矣。其间如高祖《与王彦之书》，《尺牍》误以为世祖。崔觉《与妹书》，《尺牍》误以为崔恭祖。亦间有小小驳正。
　　然如黄回一人，隔数页而重注；曹虎一人，前注见北魏，而七卷之中乃别出曹虎之名，详注爵里，矛盾者正复不少。徒以一代之文，兼收全备而存之耳。
　　△《梁文纪》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是集，采梁一代之文，多取之《梁书》、《南史》及诸家文集，故所录不甚繁碎，考证亦颇精核。惟以后梁萧岿退附外国之后，不与诸王同列，殊乖次序。又侯景矫诏入於简文帝文内，亦非事实。他若梁武帝《请谥答诏》，不著其人，稍为疏漏；《江淹集》作於齐代，割以入齐，《齐文纪》既已发例，何佟之之文，乃云以上作於齐朝，以下作於梁世，但为分注，而全入此集，亦未免自乱其例。然较他集，终为有条理也。梁代沿永明旧制，竞事浮华，故裴子野撰《雕虫论》以砭其失。简文帝与《湘东王书》曰：“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反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又曰：“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谢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糠粕；裴氏乃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一代帝王，持论如是，宜其风靡波荡，文体日趋华缛也。然古文至梁而绝，骈体乃以梁为极盛。残膏賸馥，沾溉无穷，唐代沿流，取材不尽，譬之晚唐五代，其诗无非侧调，而其词乃为正声。寸有所长，四六既不能废，则梁代诸家，亦未可屏斥矣。
　　△《陈文纪》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南朝六代，至陈而终，文章亦至陈而极敝。其时能自成家者，诗惟阴铿、张正见；文则徐陵、沈炯以外，惟江总所传稍多。而或久仕梁朝，上承异代；或晚归隋主，尚署前衔，鼎祚兼其前后诸作，割并於陈，以足卷帙，未免朝代混淆。然鼎祚既取《南北朝文通》，为编次，苟阙其一代，则源流始末，有所未详，斯亦不得已之变例也。况永明、天监，相去未遥，江左馀风，往往而在韩、柳未出以前，王、杨之丽制，燕、许之鸿篇，多有取材於是者，亦不能以其少而废之矣。
　　△《北齐文纪》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北齐著作，邢、魏居首，其馀零篇短札，取备卷帙而已。所采自正史以来，不过《文苑英华》、《艺文类聚》、《通鉴》诸书，盖流传本少，蒐辑为难，非其网罗之未备也。其首列高欢、高澄，亦同西晋之编，滥登三祖；他如《侯景报高澄书》，史明言王伟；《文宣即位告天文》，史明言魏收，《天保元年大赦诏》，《艺文类聚》明言邢邵，而不归操笔之人。竟冒署其所代，核以事实，亦未睹其安。又《颜氏家训》，各自为书，史志相沿著录，设使全文载入，已於体例有乖，乃仅录其《叙致》一篇，而一篇之中，又仅录其首四五行，岂非以篇页无多，忽而不检，致是疏漏欤？考崇祯戊寅周镳《序》鼎祚所辑文纪，自东晋以下，皆鼎祚没后所刻，盖中多草创之稿，其后人未尽是正，因而刊之，亦非尽鼎祚之失也。
　　△《后周文纪》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按“东汉”、“东晋”之名，所以别於“西”；“南齐”之名，所以别於“北”。若周则丰镐旧京，年祀绵远，中原江左，别无国号相同。卢思道作《兴亡论》，题曰“后周”，殊为无义，故令狐德棻所撰《国史》，但曰《周书》。鼎祚仍以后题，未免失於刊正。所录宇文氏一代之文，不过八卷，而庾信一人乃居五卷。次则王褒撰著尚十八篇，使非借材异国，其寂寥更甚於高齐。
　　然宇文泰为丞相时，干戈扰攘之中，实独能尊崇儒术，厘正文体。大统五年正月置行台学，十一月命周惠达、唐瑾制礼乐，大统十一年六月患晋氏以来文章浮华，命苏绰作《大诰》宣示群臣，仍命自今文章，咸依此体。今观其一代诏敕，大抵温醇雅令，有汉、魏之遗风，即间有稍杂俳偶者，亦摛词典重，无齐、梁绮艳之习。他如《庾信集》，中《春赋》、《镫赋》之类，大抵在梁旧作，其入北以后诸篇，亦皆华实相扶，风骨不乏，故杜甫有“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语。岂非黜雕尚朴，导之者有渐欤？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六朝靡丽之风，极而将返，实至周而一小振。未可以流传之寡，而忽之也。
　　△《隋文纪》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隋氏混一南北，凡齐、周之故老，梁、陈之旧臣，咸薈稡一朝，成文章之总汇。而人沿旧习，风尚各殊，故著作之林，不名一格。四十馀载，竟不能自为体裁。又世传小说，唐代为多。而仁寿、大业，去唐最近，遗篇琐语，真赝相参，不能无所附会。故鼎祚所录，此集又最糅杂。其中如《隋遗录》、《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大业拾遗记》，皆出依托。而王度《古镜记》尤为迂怪不经，《搜神》、《异苑》之末流，《暌车》、《夷坚》之先路，岂可登之总集，自秽其书？又如《甲秀堂帖》载炀帝《跋曹子建墨迹》，唐以来收藏赏鉴，皆所未闻；词旨凡庸，显出近代，而一概阑入，未免失於鉴裁。
　　至於唐高祖、太宗、褚亮、李靖、陈叔达、温大雅、魏徵诸人，不系於隋，无烦拟议，乃以其文作於隋末，遂尔兼收，而李德林《代静帝之诏》作於周时，颜之推《请考乐》之奏上於梁代，前则文随人编，后则人随文列。揆以断限，厥例安居？若文帝《复姓令》之误采史文，李德林之《修定五礼诏》，题为文帝，祖君彦之《移郡县书》、《与袁子幹书》、魏徵《与郇王庆书》，皆题为李密；孔德绍《遗秦王书》，题为窦建德，以及《罪蜀王秀文》已见一卷，复见二卷；戴逵《皇太子箴》已见五卷，复见七卷；又诸集之通病，不在所论矣。八卷之末，载梁神洊等十二人，盖鼎祚《文纪》以此集为终，神洊等时代未详，故统附於此。合观所录，虽牴牾罅漏，卷卷有之。然上起古初，下穷八代，旁搜博采，薈合成编，使唐以前之文章源委相承，粲然可考，斯实艺苑之大观，其功亦不为过掩矣。
　　（案：《千顷堂书目》，载鼎祚所编尚有《三国文纪》、《东晋文纪》、《后陈文纪》，《三国》、《东晋》，今未见其本，姑从阙如；《后陈》并不知为何代，疑传写有讹，今亦未见其本。故置之不论焉。）
　　△《释文纪》四十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梅鼎祚编。是书成於崇祯辛未，裒辑历代名僧之文、以及诸家之文，为释氏而作者。冠以经典所译西域《梵书》一卷，溯其源也。二卷以迄四十三卷，为东汉至陈、隋之作，四十四卷、四十五卷，则无名氏时代者。然皆唐以前人所著也，采摭极为繁富。每人名之下，各注爵里，每篇题之下，各注事实，亦颇便检阅。其中如王《头陀寺碑》载在《文选》，人人习读。而蒐远略近，失之眉睫之前；又如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与月仪《献岁帖》，其人虽释氏之徒，而其文实不为释氏作。一概收之，亦嫌泛滥，皆不免於小疵。然六代以前之异学，则已斑斑然矣。又其时，文士竞以藻丽相高，即缁流亦具有词采，故大抵吐属娴雅，论说亦皆根据经典；尤不类唐以后诸方语录，徒以俚语掉弄机锋，即论其文章，亦不失为斐然可观也。
　　△《文章辨体汇选》七百八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贺复徵编。复徵字仲来，丹阳人。是书，首无序目，书中有复徵自著，道光和尚述云：“先宪副昔宦夔门，时为天启甲子六月。越岁乙丑，予入蜀，悉其事，先宪副为郎南都，嗣后入粤归吴”，又云：“先宫保中泠公请师演说《金刚经》。又吴吟题词云，辛未秋，家大人粤西命下，予以病侍行。”考丹阳贺氏一家，登科名者，邦泰，嘉靖己未进士；邦泰孙世寿，万历庚戌进士，官总督仓场户部尚书；世寿子王盛，崇祯戊辰进士，按之复徵所序祖父官阶年月，俱不相合。
　　又每册首，有晋江黄氏父子藏书印记，而《千顷堂书目》乃不载是编，均莫详其故也。复徵以吴讷《文章辨体》所收未广，因别为蒐讨，上自三代，下逮明末，分列各体为一百三十二类。每体之首，多引刘勰《文心雕龙》及吴讷、徐师曾之言，间参以己说，以为凡例。其中有一体而两出者，如“祝文”后既附“致语”，后复有“致语”一卷是也。有一体而强分为二者，如既有“上书”，复有“上言”，仅收《贾山至言》一篇；既有“墓表”，复有“阡表”，仅收欧阳修《泷冈阡表》一篇；“记”与“纪事”之外，复有“纪”，“杂文”之外，复有“杂著”是也。
　　有一文而重见两体者，如王褒《僮约》，一见“约”，再见“杂文”；沈约《修竹弹甘蕉文》，一见“弹事”，再见“杂文”；孔璋《请代李邕表》，一见“表”，再见“上书”；孙樵书《何易于事》一见“表”，再见“纪事”是也。又於金、元之文，所收过略。而后人拟仿伪撰之作，如张飞《新都县真多山铭》之类，乃概为收入，未免失於别裁。意其卷帙既繁，稿本初脱，未经刊定，不能尽削繁芜。
　　然其别类分门，搜罗广博，殆积毕生心力，抄撮而成，故坠典秘文，亦往往有出人耳目之外者。且其书只存抄本，传播甚稀，录而存之，固未始非操觚家，由博返约之一助尔。
　　△《古诗镜》三十六卷、《唐诗镜》五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陆时雍撰。时雍字仲昭，桐乡人，崇祯癸酉贡生。是编选自汉、魏以迄晚唐之诗。分为二集，前有《总论》一篇，其大旨以神韵为宗，情境为主，如云：“诗须观其自得，古人佳处不在言语间。”又云：“气太重，意太深，声太宏，色太厉，佳而不佳，反以此病。”又云：“诗不患无材，而患材之扬；不患无情，而患情之肆；不患无言，而患言之尽；不患无景，而患景之烦。”所言皆妙解诗理。其间如《孔雀东南飞》一诗，讥其情词之纰谬，而於储光羲、孟浩然辈，亦俱有微词。盖其时王、李馀波，相沿末息。学者方以吞剥为工，故於蹊迳易寻者，往往加之排斥。欲以此针砭流俗，故不免於惩羹而吹齑。然其采摭精审，评释详核，凡运会升降，一一皆可考见其源流，在明末诸选之中，固不可不谓之善本矣。
　　书中评语，间涉纤仄，似乎渐染楚风，然《总论》中所指晋人华言是务，巧言是标，实以隐刺锺、谭，其字句尖新，特文人绮语之习，与“竟陵”一派，实貌同而心异也。
　　△《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溥编。溥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已著录。自冯惟讷辑《诗纪》，而汉、魏、六朝之诗汇於一编；自梅鼎祚辑《文纪》，而汉、魏、六朝之文，汇於一编；自张燮辑七十二家集，而汉、魏六朝之遗集，汇於一编。溥以《张氏书》为根柢而取冯氏、梅氏书中其人著作稍多者，排比而附益之，以成是集。卷帙既繁，不免务得贪多，失於限断，编录亦往往无法，考证亦往往未明。有本系“经说”而入之集者，如董仲舒集录《春秋阴阳》、刘向、刘歆集录《洪范五行传》之类是也。有本系“史类”而入之集者，如褚少孙集全录《补史记》、荀悦集全录《汉纪论》之类是也。有本系“子书”而入之集者，如诸葛亮集录《心书》，萧子云集录《净住子》是也。有牴牾显然而不辨者，如张衡集录《周天大象赋》，称魏武黄星之类是也。有是非疑似而臆断者，如《陈琳传》中有袁绍使掌书记一语，遂以《三国志注》“绍册乌桓单于文”录之琳集是也。有伪妄无稽而滥收者，如东方朔集录《真仙通鉴》所载《与友人书》及《十洲记序》之类是也。有移甲入乙而不觉者，如庾信集录杨炯文二篇之类是也，有采摭未尽者，如束晳集所录《饼赋》，寥寥数语，不知祝穆《事文类聚》所载尚多之类是也。有割裂失次者，如锺会集《成侯命妇传》，《三国志注》截载两处，遂分其首尾名为一篇之类是也。有可以成集而遗之者，如枚乘《七发》、《忘忧馆柳赋》、《谏吴王书》，及《玉台新咏》所载古诗可成一卷；左思《三都赋》、《白鬓赋》、《髑髅赋》，及《文选》所载《咏史诗》，亦可成一卷；而摈落不载之类是也。然州分部居，以文隶人，以人隶代，使唐以前作者遗篇，一一略见其梗概，虽因人成事，要不可谓之无功也。明之末年，中原云扰，而江以南文社乃极盛。其最著者，艾南英倡“豫章社”，衍归有光等之说而畅其流；陈子龙倡“几社”，承王世贞等之说而涤其滥；溥与张采倡“复社”，声气蔓衍，几遍天下。然不甚争学派，亦不甚争文柄，故著作皆不甚多。溥所撰述，惟删定《名臣奏议》及此编为巨帙，《名臣奏议》，去取未能尽允；此编则元元本本，足资检核。溥之遗书，固应以此为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