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些口号，认为这些口号是不道德的，他们认为最要紧的事情，莫过于让舆论承认他们在精神方面作出了具有世界性的贡献。因此，各种文艺演出充斥所有的中立国家，德国派出由世界着名指挥家率领的交响乐团到瑞士、荷兰、瑞典去演出，维也纳也派出自己的爱乐交响乐团：甚至还四处派出诗人、作家和学者，况且去的目的不是为了颂扬什么军事行动或者庆祝兼并意向，而仅仅是为了通过他们的诗句和作品来证明德国人不是野蛮人，来证明德国人并非只制造枪炮或烈性毒气，而且也创造全欧性的纯粹的精神财富。公元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时候—我必须一再强调这一点还有一股要博取世界民心的势力。一个国家的道德观念和艺术创作还被视为是战争中很有影响的力量，各个国家还都在争取人们的同情，而不象一九三九年的德国那样以非人的残暴把这一切统统践踏在地。所以，我以参加一出剧的首演仪式为名申请到瑞士去度假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值得担忧的最大困难无非是这是一出反战剧，剧中有一个奥地利人—尽管是以象征的形式预言战争可能会失败。我向部里主管文化宣传的负责人递交了申请，陈述我的愿望。使我感到十分惊异的是，他立刻答应为我安排一切，而且对批准的理由作了意味深长的说明：感谢上帝，您从来不属于那些愚蠢的战争叫嚣者之列，好吧—请您在外面尽力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四天之后，我得到了假期和一张出国护照。
当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听到奥地利一个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这样随便的谈话，使我感到有点奇怪。只不过由于我不了解政治上的那些秘密来往，所以我事先并不知道，以新皇帝卡尔为首的政府高层人物在一九一七年就已酝酿着一场脱离德国军事独裁的运动—德国军方当时正肆无忌惮地把奥地利绑在自己野蛮的兼并主义的战车上，而不顾奥地利的内心意愿，在我们参谋部里的人都痛恨鲁登道夫的残暴专横，在外交部里的人都拚命反对那种必然会使美国把我们视为敌人的无限制的潜艇战，即便是老百姓也都窃窃私语，抱怨普鲁士人的飞扬跋扈。不过，所有这一切暂时还都只在小心翼翼的弦外之音和貌似无意识的谈话中流露出来。但几天以后，我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而且意外地比其他人早知道一件当时最大的政治秘密之一。
事情是这样的：我赴瑞士途中在萨尔茨堡停留了两天，我在那里替自己买了一幢房子，打算战后居住。在那座城市里有一小群笃信天主教的人，其中两人在战后奥地利的历史上还曾任过总理而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是海因里希拉马施和伊格纳茨赛佩尔。前者是当时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曾出席过海牙会议，另一个伊格纳茨赛佩尔是一位才智惊人的天主教神父，他在奥地利君主政体崩溃以后担负起领导小小的奥地利的责任，并在这一岗位上卓越地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干。他们两人都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热情的老派奥地利人，作为在内心深处对德意志、普鲁士、基督教的军国主义最抱反感的人，他们觉得这种军国主义和奥地利的传统思想与天主教的使命是格格不入的。我的诗剧《耶利米》在这个和平主义的宗教阶层里赢得了最深切的同情，枢密顾问拉马施—赛佩尔当时正旅行在外邀请在萨尔茨堡的我去见他。这位举足轻重的老学者非常诚恳地向我谈论了我的剧本。他说剧本充满我们奥地利人的那种友善处世的思想，他热望剧本将会超出文学的意义而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对我这个以前从未见过面的人非常信任，谈话是那样坦率，充分表现了他内在的勇气，他告诉我这样的秘密：我们在奥地利的人正处于决定性的转折时刻。他说，俄国在军事上遭到挫折以后，倘若它愿意放弃自己的侵略意图，那么无论是对德国还是对奥地利都不再存在缔造和平的真正障碍；眼下我们不能坐失这一时机。如果在德国的泛德意志集团继续抵制谈判，那么奥地利就不得不肩负起领导责任和独立行事。他向我暗示，年轻的卡尔皇帝已答应帮助实现这些意图；或许过些时候就能看到他本人发挥的政治影响。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奥地利本身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达成互相谅解的和平，而不是追随德国的军国主义派以轻率地继续牺牲生命为代价而换来的胜利的和平。为此，不得已时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在奥地利被德国军国主义分子推入灾难的深渊以前，及时脱离德国同盟。他用坚决的语气肯定地说：谁都不能责备我们这是一种背信弃义，我们已经死了一百多万人。我们已经牺牲得够多的了，做得也够多的了！现在，我们再也不能为德国人的世界霸权去牺牲一个人的生命，牺牲一个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