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九一七年复活节我写的悲剧《耶利米》出版时，遇到的情况完全出乎意外。因为我是怀着对那个时代最强烈的对抗情绪写作那部剧本的，所以我也必须等待对我的强烈抗拒。然而，恰恰相反。两万册剧本很快销售一空，对于一部剧本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不仅象罗曼罗兰这样的朋友，而且象拉特瑙和里夏德戴默尔这样一些先前站在另一边的朋友也都公开表示支持。那些连剧本都根本没有到手的剧院经理们写信给我，向我请求为他们保留在天下太平之日初演这出剧的权利，因为在战争期间用德语演出这出剧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是主战派对剧本的反对态度，也是表现得有礼貌和充满尊重的。我曾有一切的思想准备，只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怎么会这样呢无非是战争已进行了两年半，是时间使他们猛然清醒。
经过战场上的可怕流血之后，高烧开始降温。
和慷慨激昂的最初几个月不同，他们现在是用相当冷漠的眼光目睹着战争。那种同仇敌忾的情感开始松懈，因为他们从现实中丝毫没有感觉到哲学家和诗人们所大肆鼓吹的所谓伟大的道德精神的涤净。整个民族存在着一道深深的裂缝；整个国家仿佛分裂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后方是安居在家的闲人们的世界，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有的挤在剧院里，有的还要乘他人之危敛取钱财。前方和后方的界线显得越来越分明了。官厅腐败，任人唯亲，拉关系走后门的事层出不穷，谁都知道用金钱或者利用好关系可以搞到优惠的物品，而另一方面，那些濒于毙命的农民或工人却不断披驱入战壕。
因此，每个人只要有可能，都开始毫无顾忌地自我门路。由于无耻的中间买卖，生活必需品越来越贵，食品逐日紧缺，群众生活困苦，而那些靠战争得利的人却过着令人羡慕的奢侈生活，犹如在荒凉的沼泽上闪烁的鬼火。老百姓愤懑地渐渐开始产生各种怀疑—他们怀疑日益贬值的货币，怀疑将军、军官和外交官们，怀疑国家和参谋部的每一个公告，怀疑所有的报纸和它们的报道，怀疑战争本身和它的必要性。当然，这绝不是由于我写了那部剧本而产生这种发人深省的结果，而是这种发人深省的结果使那剧本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我只是用那部剧本说出了别人不敢公开说的话：对那次战争表示憎恨，对胜利表示怀疑。
诚然，这种情绪要在舞台上用直截了当的语言表达出来，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样做，势必会招来抗议，所以我认为必须放弃在战争期间看到这第一出反战剧的演出。然而，我却突然接到苏黎世市剧院经理的一封信，他说他要把我的《耶利米》立即搬上舞台，并邀请我参加首演仪式。我竟然忘记了德语世界上还有一块小小的、但却非常珍贵的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同样如此），承蒙上帝恩赐，这是一块置身于局外的、民主之地，在那里依然是言论自由，思想开明。毫无疑问，我立刻就表示同意。
当然，我开始只能表示原则大同意；因为我同意是有先决条件的，这就是当有关方面允许我可以离开本国和工作岗位一段时间才行。幸好当时正碰上所有的参战国都设有一个称为文化宣传部的机构—而在现在的第二次大战中就根本不设立了。为了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思想环境上的区别，有必要指出，当时那些在仁爱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国家、领袖、皇帝和国王们在潜意识中对于战争还是感到有愧的。所以，如果指责这个或那个国家是或者曾经是军国主义，它们就会相继进行反驳，说这是卑鄙的诽谤；与之相反的是，每个国家都竞相表白、证明、解释以致用事实来炫耀自己是一个文明国家。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人们在舆论面前总是把文化说得比强权高尚，卑视诸如神圣的利己主义和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