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家郊区的小电影院，不能和由铬与闪光的玻璃装潢起来的现代化的豪华电影院相提并论。那里只有一间凑凑合合改建的大厅，里面挤满了各种小人物，工人、士兵、市场上的女小贩，真正的老百姓，他们一边无拘无束地在闲聊，一边向污浊的空气里喷着斯卡费拉蒂牌和卡波拉尔牌香烟的蓝烟，尽管电影院是禁止吸烟的。银幕上最先映出的是《世界各地新闻》。有英国的划船比赛。观众一边闲扯，一边发出笑声。接着是法国的一次阅兵式。
仍然没有多少人注意。然后是第三幅画面，威廉皇帝在维也纳拜会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我忽然在银幕上看到今人厌恶的维也纳西火车站那个十分熟悉的站台，上面站着一些警察，正在等候驶进站的列车。接着看见年迈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沿着仪仗队走过去，迎接他的客人。这是列车进站的信号。年迈的老皇帝已经有点驼背，检阅仪仗队的时候摇摇晃晃，当老皇帝出现在银幕时，图尔人对这位满脸自胡子的老先生善意地发出笑声。接着是列车进站的画面，第一节车厢，第二节车厢，第三节车厢。豪华车厢的车门打开了，威廉二世皇帝从里面走下车厢，他穿着一身奥地利的将军服，翘着高高的八就在威廉皇帝出现在画面上的那一瞬间，昏黑的电影厅里开始完全自发地响起一阵尖利的口哨声和跺脚声。所有的人都吹口哨和喊叫；男人、女人、孩子，都发出嘲笑，好象有人侮辱了他们自己似的。善良的图尔人除了知道自己报纸上登载的消息外，并不知道关于政治和世界的更多的事。可是他们在那一秒钟之内就象疯了似的。我感到吃惊。我浑身不寒而栗。因为我感到经过多年来煽动仇恨的宣传，流毒是多么深，甚至在这里，在一座外省的小城里，这些毫无恶意的市民和士兵都已经对威廉皇帝、对德国抱有这样的成见，以致银幕上一幅匆匆而过的画面就能引起这样一场骚动。那只不过是一秒钟，仅仅一秒钟。当接着映出其他的画面时，一切又都忘记了。观众对一部正在放映的喜剧电影捧腹大笑，高兴得拍着膝盖，僻僻啪啪直响。尽管那仅仅是一秒钟，但那一秒钟却让我看到了，虽然我们自己作了各种努力，想方设法要促进互相的谅解，但是到了紧急关头，彼此双方的人民是多么容易煽动起来。
那天整个晚上我都心灰意懒。我无法入眠。假如说，那种场面发生在巴黎，虽然也会同样使我感到不安，但却不会如此激动。使我感到十分可怕的是，仇恨的心理已深入到外省，已深入到善良的、慈厚的老百姓中间。在以后的几天里，我把这件事讲给我的朋友们听。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十分严重。他们说：我们法国人以前也曾嘲笑过肥胖的维多利亚女王，可是两年以后，我们和英国结成了同盟。你不了解法国人，法国人对政治不甚了了。只有罗曼罗兰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别人不同。他说：老百姓愈老实，愈容易轻信。良从彭加勒当选以来，形势就一直不好。他的彼得堡之行不是一次令人愉快的访问。我们还长时间地谈论起那次夏天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不过，对于这次大会，罗曼罗兰比其他人更持怀疑态度。他说：一旦发布动员令，究竟有多少人坚持得住，谁知道呢我们都已陷入一个群情激愤，人人歇斯底里的时代。在战争中绝不能忽视这种歇斯底里的力量。但是，我已经说过，这样一些优愁的短暂时刻就象风中的蜘蛛网，一吹就完。我们虽然有时想到战争，但除了偶尔想到死以外，其他的事就想得不多。也想到过一些可能发生的事，不过，看来那些事还都相当遥远。这是因为当时的巴黎实在太美了，我们自己也太年轻和太幸福了。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儒勒罗曼想出来的那出令人着迷的恶作剧：为了揶揄诗坛的王子，我们故意拥立一个善于思考的王子。
让一个老实巴交、头脑有点简单的人由大学生们郑重其事地抬到巴黎伟人词前的罗丹塑像前。到了晚上，我们象一群中学生似的在诙谐模仿的宴会上大吵大闹。繁花似锦，微风拂来，一股甜滋滋的气息。面对这许多欢乐，谁愿意去想一些不堪设想的事朋友之间的交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而且在异国—在敌对的国家又有了新的朋友。巴黎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无忧无虑，而且人们以自己无忧无虑的心情欢喜自己的这座城市。我在法国的最后几天，曾陪维尔哈伦去鲁昂，他要在那里作一次讲演。夜里，我们站在当地的大教堂前；教堂的尖顶在月光下泛出迷人银辉—如此良辰美景，难道还只属于一个祖国，难道不该属于我们大家我们在鲁昂的火车站告别。两年以后，正是在这同一个地点，一列火车—被他歌颂过的机器之一—把他辗得粉碎。他一边拥抱我，一边对我说：八月一日，在我的卡佑基比克再见。我答应了，因为我每年都到他自己的这个庄园去看他，和他一起肩并肩地翻译他的新诗。为什么这一年就不去呢我也和其他的朋友们无忧无虑地告别。我向巴黎告别，那是一种漫不经心、不动感情的告别，就象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家几个星期一样。我以后儿个月的计划是清楚的。而现在我要先在奥地利—避居到乡间某个地方—赶写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篇稿子，这样我也就可以完成《三大师》这本书了。然后再到维尔哈沦那里去：也许到了冬天，计划已久的俄国之行可以实现了，为的是到那里去组织一个团体，以增进我们思想上的互相了解。在我看来，在我三十二岁的那一年，一切都会顺利。在那一年的阳光灿烂的夏天，世界显得美丽而又合乎情理；就象一片可喜的庄稼。我热爱那个世界，为了她那个时代和更伟大的未来。
可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萨拉热窝的那一声枪响，刹那之间把我们在其中培育生长和栖身卜居的安全而又充满理性的世界，象一只土制的空罐似的击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