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眼下这出悲剧开始成为一件使维也纳人啼笑皆非的事。中午时分，那位先生出现了，他要求取走那封写有奥佩尔巴尔的信。那位窗口的邮局职员立刻向那个密探发出秘密的报警信号，可是那个密探刚巧出去喝上午酒。而当他回来时，他只能听人说，那位不认识的先生雇了一辆出租马车，不知向哪个方向驰去了。不过，维也纳入很快演出了喜剧的第二幕。在当时那个时代，出租马车是一种时髦、漂亮的两驾马车，马车夫把自己视为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从来不亲自动手打扫车辆。因此在每一个停车场都有一个所谓清洁工干喂马和冲洗车辆的事。现在，幸亏那位清洁工记住了刚刚驶去的那辆出租马车的号码；于是，一刻钟以后，所有的警察岗哨都得到紧急报告：已发现那辆马车。那个清洁工还描述了向卡塞尔霍夫咖啡馆驶去的那位先生的外貌。卡塞尔霍夫咖啡馆正是我经常遇见雷德尔上校的地方。此外，还有人幸巧在车厢里找到一把小折刀。那位陌生人就是用这把刀折开信封的。密探们迅速向卡塞尔霍夫咖啡馆飞奔而去。可惜人们所描述的那位先生在此期间又离去了。不过，咖啡馆的服务员们以极大的自信解释说，那位先生除了他们的老顾客雷德尔上校外，绝不会是别人，他刚刚国到克罗姆塞尔旅馆去。
那位密探惊得目瞪口呆。秘密被揭开了。雷德尔上校，这位奥地利军队情报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同时又是被俄国总参谋部收买的间谍。他不仅出卖了各种机密和进军计划，而且现在也一下子弄清楚，为什么去年由他派往俄国的全部谍报人员都先后被捕和被判刑。一阵慌慌张张的电话联系开始了，最后，电话一直打到奥地利军队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道尔夫那里。这一场面的一位目击者曾向我叙述说，赫岑道尔夫在听到最初几句话后脸色刷一下变得象纸一样白。电话继续打进皇宫，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磋商。在此期间，警察方面采取了防范措施，雷德尔上校是无法逃跑了。当他准备再次离开克罗姆塞尔旅馆，向门卫交待一件什么事的时候，一个密探出其不意地靠近他的身边，向他出示那把小刀，礼貌地问道：上校先生没有把这把小刀遗忘在出租马车里就在这一刹那，雷德尔知道自己失败了。他向外走动，只看到一张一张非常熟悉的秘密警察的脸，他们正监视着他，当他重新走进旅馆时，两名军官跟着他走进他的房间，在他面前放下一支左轮手枪。
因为在此期间皇宫内已作出决定，以不声不响的方式了结这件对奥地利军队非常不光彩的事件。两名军官守卫在克罗姆塞尔旅馆的雷德尔房间前，一直到深夜两点。然后才从里面传来一响左轮手枪的枪声。
第二天，各种晚报都登了一条简短讣告，宣布这位十分尽职的军官雷德尔上校突然死亡。但是，在追踪雷德尔的过程中，牵涉到许多人，以致这件事无法保留。人们渐渐地了解到这件事的细节，这些细节揭开了雷德尔的许多心理活动。雷德尔上校曾是一一个同性恋者，可是对此他的上司或者同伴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落入敲诈勒索者手中已有多年。这些敲诈勒索者最后逼得他走上这条绝望的路。现在，奥地利军队里是一片惊愕。大家都知道，一旦发生战争，他一个人就能断送成千上万的生命，奥匈帝国将由于他而陷入崩溃的边缘；只是到了那时刻，我们在奥地利的人才明白，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已经到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千钧一发的时刻。
第三天，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战争的恐惧。第二天，我偶然遇见贝尔塔冯苏特纳—我们时代卓越的、大度的卡珊德拉。她是一位出身于豪门的贵族，青年时代就在自己故乡—波希米亚的城堡附近目睹过一八六六年战争的惨状。她抱着一种佛罗伦萨夜莺般的热情，认为自己毕生的使命就是防止第二次战争，完全杜绝战争。她写过一部享誉世界的长篇小说《放下武器》，她组织过无数次和平主义者的集会，她一生的胜利是，她唤醒了甘油炸药的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良知，促使他设立了诺贝尔和平奖，以弥补他发明的炸药所造成的灾害。她当时非常激动的向我走来，就在大街上对我大声嚷嚷，而她平时说话是非常安静、镇定自若的。她说：人们不明白现在发生的事。这已经是战争。他们再一次地把一切掩盖起来，对我们保密。为什么你们年轻人无动于衷这主要和你们有关！你们要起来反抗！你们要团结起来！不要什么都让我们几个老太太去干，老太太的话没有人听。我告诉她我就要去巴黎。我说，也许我们真的能发表一项联合声明。为什么只说也许她着急地说，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坏过。战争的机器已经在运转。尽管我当时自己忧心忡忡，但我还是尽量宽慰她。
然而，恰恰是在法国，通过我自己在那里遇到的第二件生活小事，使我回忆起来，这位老太太是多么有预见，她清楚地看到了未来，而在维也纳，人们很少认真对待她的话。那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特别深。一九一四年春，我和一位女友从巴黎到达都兰，准备在那里小住数日，为的是要凭吊达。芬奇的陵墓。我们沿着卢瓦河徒步走去，岸旁风和日丽，可是到了晚上，也真叫累。于是我们决定在那座有点昏昏欲睡的城市图尔去看电影。我以前曾在图尔赡仰过巴尔扎克的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