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巴扎尔热特，是我朋友们的朋友，他的名字在法国新文学的大多数着作中被不公正地遗忘了。可是他在那一代诗人中却占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是他把自己充沛的精力毫无保留地倾注在翻译外国作品上，从而为他所喜爱的人奉献出自己全部的风茂年华。我在他这个天生的同道身上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自我牺牲者的卓绝典型。他是真正的献身者。他认为自己毕生的唯一任务是：帮助他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有价值的作品发挥作用；而他自己却从来不必作为那些重要作品的发现者和推广者享受应得的荣耀。
他的满腔热忱，完全是由他的思想觉悟自然促成。他看上去颇有一点军人气质，尽管他是一个积极的反军国主义者。和他交往，可以感到一个真正战友的那种诚挚。他在任何时候都乐于帮助人，给人当参谋；待人一贯诚恳；办事像钟表一样准时，他对别人遇到的一切都很关心，但却从不考虑自己个人的好处。为了朋友，他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世界各地都有他的朋友，但为数不多，而且有所选择。他用十年时间翻译了惠特曼的全部诗歌，并且写了一部关于惠特曼的丰碑式的传记，以便让法国人了解这位诗人。他用惠特曼这样一个热爱世界的自由人作榜样，引导国人的思想眼光越出国界，使自己的同胞变得更刚毅、更团结，这已成为他毕生奋斗的目标，即：一个最优秀的法国人，同时也是一个最热忱的反国家主义者。
我们很快成了情投意合、亲如兄弟的朋友，因为我们两人伪思想都不是只得到自己的国家，因为我们喜爱外国的作品，愿意为介绍外国作品献身而不谋求任何实惠的好处，因为我们两人把思想自由看作是生活中最最重要的事。我从他身上第一次了解到那个帷幕后面的法国。当我后来在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中读到，奥里维是怎样反对那位德国人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我仿佛觉得，书中的描写简直就是我和莱昂巴扎尔热特之间的亲身经历。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友谊始终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而其产主的顽强阻力在通常情况下必然会妨碍两个作家之间诚挚、融洽的关系。这个棘手的问题是：巴扎尔热特以他惊人的坦率态度决定不接受我当时写作的一切。不过，我觉得，这正是我们的友谊中最美好、也是我最难以忘怀的一点。
他喜欢我本人，并对我为翻译维尔哈伦的作品所作的贡献怀有最深切的感激之心和敬：意。每逢我到巴黎，他总是诚心诚意地到火车站来接我，总是第一个和我打招呼、表示欢迎的人。凡是他能帮助我的地方，他都愿意尽力。
在一切关键性的事情上，我们都是看法一致，关系之融洽，胜似通常的兄弟。
但是他对我自己当时的作品却抱一种坚决否定的态度。他是在昂利吉尔波（此人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作为列宁的朋友，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翻译作品中初次读到我的诗歌和散文的，然而却直言不谛地表示反对，他毫不留情地指责说，我的所有那些作品都和现实没有丝毫关系，完全是一种（他最憎恶的）玄奥文学，他还说，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那些作品恰恰是我写的。他为人一贯耿直，在这一点上从不妥协，也不讲什么情面。譬如说，当他负责一家杂志时，他曾要求我给予帮助—所谓帮助，是指他曾要求我替他从德国物色一些能干的撰稿人，即，替他从德国组约一些比我自己的文稿更好的稿件。至于对我这个他最亲近的朋友本人，却从未要求写一行字，也不打算发表一行字。虽然与此同时他在为一家出版社校订我的一本书的法译本—而他这样做，是没有任何稿酬的；完全是一种出于真诚友谊的牺牲。
尽管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样怪异，但那种情同手足的友谊在十年时间里却从未削弱过，这使我更加觉得我们之间友谊的特别可贵。后来，当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宣布我早年的作品一律作废，并使自己的作品终于达到一种具有个性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时，恰恰是巴扎尔热特对我的赞许，使我分外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对我的新作品的肯定完全是真诚的，就像他在以往的十年里对我的作品直爽地表示否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