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并没有想到柏林去上什么大学。我在那里和在维也纳一样，一个学期只去了两次大学，一次是为了进行听课注册，第二次是为了让教务人员在听课证书上签名盖章。我在柏林寻求的既不是讲座也不是教授，而是一种更彻底的自由。我总觉得在维也纳受到环境的限制，和我往来的那些文学界的同行们几乎都和我一样，来自资产阶级的犹太人阶层。在这座相互之间了解得一清二楚、天地狭小的城市里，我必然永远是个优裕家庭的少爷，然而我对这个所谓上流社会阶层却已十分厌恶，我甚至愿意到所谓劣等社会阶层中去寻求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我在柏林时，从来不去看大学的课程表，也不知道是谁在讲哲学。我只知道这里的新文学要比在我们那里的新文学更繁荣、更充满活力；我只知道在柏林能遇见戴默尔以及其他年轻一代的诗人，在柏林不断有新的杂志出版，新的曲艺场和剧院落成，总而言之，用我们维也纳人的话来说，在柏林总有点儿什么新鲜事。
事实上，我是在一个令人极感兴趣的历史时刻到达柏林的。自一八七○年柏林从一个相当一般、完全不富庶的普鲁士王国的小小首都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的京城以后，这个位于施普雷河畔的不显眼的地方突然繁华起来，可是文化和艺术方面的领导中心却还不在柏林。慕尼黑因其本地拥有无数的画家和诗人，自然是艺术的中心，就音乐而言，是德累斯顿的歌剧占据着主导地位。而那些诸侯国家的首邑也都各有文化艺术的特长。尤其是维也纳，凭借它数百年的文化传统。精英荟萃，人才辈出，在文化艺术方面至今还远远超过柏林。不过，随着近几年德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柏林也开始揭开新的一页。规模巨大的康采恩、资财万贯的家族纷纷云集柏林。新的财富和伴随而来的强大冒险精神，为该地的建筑业、剧院的兴建开辟了其他德国大城市所没有的前景。在威廉皇帝的圣谕保护之下，各种博物馆开始扩建；剧院找到了像奥托布粒姆这样杰出的领导人。恰恰由于柏林缺乏真正的传统，缺乏几百年的文化历史，所以它吸引着青年人来此进行尝试。因为传统也往往意味着阻力。受到古老传统的束缚、把过去的一切偶像化的维也纳对青年人以及他们的大胆尝试总是采取谨慎和观望的态度。而在柏林却可以进行新的探索，因为它正想迅速为自己塑造一个有个性的形象。所以，青年人从全国各地，甚至从奥地利，一起涌向柏林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之中那些赋有天才的人自然会在这里取得成就。维也纳人马克斯赖因哈德为了谋得一个职位，不得不在维也纳耐心地等了二十年，可是在柏林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获得了职位。
当我到达柏林的那一会儿，恰好是这座城市由一个普通的首都变成世界名城的时期。但是由于伟大的祖先把维也纳装扮得如此美丽，所以按照它的标准来看，柏林给我的第一个印象还是令人失望的。向西方学习市容，关键是发展新型建筑，而不是发展故意摆阔气的动物园，然而新型建筑在柏林才刚刚开始。构成市中心的还是那两条建筑造型单调、豪华得不得体的弗里德里希大街和莱比锡大街。象维尔默村、尼克拉湖以及施特格利茨这样一些郊区，只有乘着有轨电车，慢慢腾腾地才能到达。谁要想去欣赏一下郊外的美丽风光，在那时就象是一次探险旅行。除了那条古老的菩提树大街以外，真正的市中心尚未形成。没有像我们维也纳格拉本大街上的那种环城游览。由于普鲁士古老的节俭精神，柏林全然缺乏那种高雅时髦。妇女们穿着自己裁剪的、毫无风姿的服装去剧院。不象维也纳和巴黎人讲究奢侈挥霍，即便钱财告罄。仍然装得十分阔绰。在柏林处处使人感觉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的那种近乎吝啬的勤俭持家；咖啡是淡而无味的，因为要尽量节约咖啡豆：饭菜不可口，引不起食欲。在我们维也纳到处都是音乐歌声，可是在柏林唯有到处于干净净和有条不紊的秩序。譬如说，我在维也纳上大学时租住的那间房间的女房东和柏林的那位女房东截然不同，我觉得这是最典型不过的例子：维也纳的女房东是个活泼、爱说话的女人，她并不是把所有的地方都打扫得于干净净，粗心大意，丢三落四，但为人热心，助人为乐。
柏林的女房东倒是无可拾摘，把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条。可是当第一个月结账时，我发现她用干净的斜体笔迹把账目记得一清二楚，她做的每一件小事都要算钱。例如，她为我缝了一个裤子钮扣要三芬尼；擦掉桌面上的一块墨迹要二十芬尼；算到最后，一共要六十七芬尼。起初我觉得十分可笑，但是几天之后我自己也不得不折服于这种令人不快的普鲁士的一丝不苟的精神，在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详细记录了现金支出帐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