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巴黎有名的日报《时代报》和《论坛报》一样，副刊和那些瞬息即变的政治消息和日常新闻有明显的不同，它只登载有关诗歌、戏剧、音乐和艺术方面的最精辟和最优秀的文章。而且只有那些早有定评的权威人士才能在副刊上有发言权。只有当一个作者具有透彻的判断力、多年的经验、娴熟的文笔，并经过几年试用之后才能到这种神圣之地来担任副刊的主编。就象圣希斯派达尔和爱德华汉斯利克是《新自由报》副刊上戏剧和音乐方面的权威。他们俩人的赞成或反对决定着一部作品、一出戏剧、一本书在维也纳能否获得成功，从而也常常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副刊上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当时知识界的每日话题。他们讨论、评议、赞赏或者持敌对态度。倘若在那些早已受人尊敬的副刊作者中间突然冒出一个新名字，那就简直象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年轻一代的作者当中，唯有霍夫曼斯培尔曾以他的几篇优美文章偶尔在那里占上一角，而其他的年轻作者就必须有自知之明，把自己的文章拿到文学刊物上去发表。谁能在《新自由报》的头版上写文章，那就等于为自己的名字在维也纳树立了大理石丰碑。
在我父辈们的眼里，《新自由报》简直就悬一位圣贤，而我竞把一首小诗投给该报，我今天已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有这种勇气。不过，我最终遇到的却不是简单的拒绝。该报的副刊编辑一周只有一天对外接待时间，而且是在下午二点至三点的一小时之内。他要依次接待那些固定的着名撰稿人，只有极少的时间用来处理一个局外人的投稿。我顺着旋转式的小小铁扶梯走到他的办公室时，心怦怦地跳着。我请人进去通报，几分钟之后侍役回来，说副刊编辑先生有请，于是我走进那间又挤又窄的房间。
《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名叫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他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个应当享有世界历史地位的人物。虽然他本人并不知道，他这样一个人在犹太族人民的命运和我们时代的历史中发生过何等重大的转折作用。
在那个时候，他的态度还是矛盾和暧昧的。他曾以写诗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然而很快就显露出一个报人的杰出天才，他先出任驻巴黎的记者，以后才成为《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维也纳读者最喜爱的人物。他的文章富于敏锐和常常是明智的观察力，笔调优美，高雅而妩媚，无论是轻松的还是批判性的文章均不失大家气度。就我记忆所及，在记者们所写的文章中，他的文章是最有文化修养的，能使我们这座城市里的善于挑剔的人们为之倾倒。他也曾有一出戏剧在城堡剧院演出过，并获得成功，从而使他成为一位名人，被青年们所崇拜，为父辈们所尊敬，一直到那发生意外的一天。命运总是知道怎样把它所需要的人去找来以完成自己神秘的日的，尽管这个人想在命运面前躲藏起来。
特奥多尔赫尔茨尔曾在巴黎目睹过一桩令他内心震撼的事，这也是使他一生发生变化的许多时刻之一：他作为一名记者列席了公开贬黜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经过，他看到人们如何将德雷福斯的肩章撕下，尽管这个脸色苍白的人大声叫喊着：我没有罪！在那一瞬间，赫尔茨尔内心深深知道德雷福斯确实是无罪的，他之所以蒙受那可怕的叛变嫌疑，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正直、见义勇为的特奥多尔赫尔茨尔早在上大学时就为犹太人的命运而忧虑。甚至那种先知的本能使他早就预感到犹太民族的整个悲惨命运，虽然在当时好像还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事。由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天生的领袖，自己的思想和世界知识极其丰富，一点都不比他那一副堂堂的仪表差，所以他在上大学时就提出过一个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幻想计划，甚至要通过自愿的集体洗礼把犹太教和基督教统一起来，他总是沉醉于戏剧性的想象，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将领着成千上万的奥地利犹太人走向斯特凡大教堂，用象征性的举动作出榜样，一劳永逸地从歧视和仇恨的厄运中拯救出这个被驱赶和没有祖国的民族。然而，他不久就认识到这项计划是无法实现的。
经过几年工作之后，他终于不再去注意这个他自认为是他毕生责无旁贷要解决的问题。而现在，当德雷福斯受到贬黜的时刻，他想到自己的民族将要永远受到歧视，心就像刀割一般。他想，如果种族隔离是不可避免的话，那就彻底隔离！如果我们命该遭到凌辱，那就骄傲地迎上去！如果我们因没有祖国蒙受苦难，那我们就该自己建立一个祖国！于是他出版了《犹太国》这本小册子。他在小册子里宣告：无论是寄希望于同化，还是一味的忍让，对犹人民族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必须在自己的故乡—巴勒斯坦建立起自己的新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