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诗作进行一次毫不惋惜的筛选（用我的话来说），编成一本集子。我今日仍不愧于承认：对我这样一个刚刚中学毕业的十九岁的中学生来说，铅字的油墨气味是世界上最好闻的气味，比设拉子的玫瑰油还要香。不管哪一家报纸，只要发表了我的一首诗，都会自然而然地使我那脆弱的神智得到新的振奋。难道我现在不正该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出版一本诗集吗那些比我自己还要充满信心的同学们的鼓励终于促使我下了决心。我冒昧地直接将诗稿寄给舒斯特尔勒夫勒出版社，它是当时出版德语诗歌的一家有声望的出版社，是李林克隆、戴默尔、比尔鲍姆蒙贝尔特等整整一代诗人的出版者，同时也出版里尔克和霍夫曼斯塔尔等人的崭新的德语抒情诗。不久，那些令人难忘的幸福时刻就接踵而来—这种幸福时刻在一个作家获得辉煌成就之后的一生中是不会再体味到的。一封盖着出版社印章的信送来了—这是奇迹和吉兆！我激动地把它拿在手中，没有勇气把它启封。而当我读到出版社已决定出版我的书并提出要保留出版我今后着作的优先权的那一瞬间时，我简直连气都透不过来！一包第一校的印样寄来了，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拆开邮包，看着那排印的铅字、版式和书的毛本。几周之后，第一批样书寄来了。我不知疲倦地察看着、抚摸着、比较着，一遍又一遍！随后就像孩子似的到几家书店去转悠，看看里面有没有自己的书，是摆在书店中央呢，还是摆在角落里。以后的事么，就是期待从各方寄来的信，期待最初的评论，期待从某个不相识的人、某个料想不到的人那里获得最初的反应—个年轻人当他第一部着作面世时，都会有这种我曾暗暗羡慕过的紧张、激动和兴奋的心情。不过，我的这种陶醉只不过是对最初时刻的迷恋，而绝非自满。我以后不仅没有再重印我的《银弦集》（这是我那已一去不复返的处女之作的书名），而且也不让其中任何一首诗选入我的《诗集》，这一简单事实足以证明我对自己的最初诗作很快就有了不同看法。那些诗句不是出于自己的亲身体验，而是一些不确定的预感和无意识的模仿，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激情。
诚然，为了引起同行们的注意，这些诗篇表现了某种音乐美和形式美，因而我不能抱怨说我没有受到足够的鼓舞。当年着名的抒情诗人李林克隆和戴默尔象，同行似的衷心赞誉我这个年仅十九岁的年轻人。我十分崇拜的里尔克把他的新诗集的单行本寄给我，作为对我那本如此美好的书的回赠。以后我还把里尔克的书当作我青年时代最珍贵的纪念品从奥地利的废墟中抢救出来带到英国（它今天又在哪里呢）。
尽管我最后心里有点阴沉，觉得里尔克赠给我的这第一件礼物—也是我收到的许多礼物中的第一件—已有四十年了，而且那熟悉的字句已是来自冥府的问候。不过，最使我惊喜不已的是马克斯雷格尔—这位除了里夏德施特劳斯之外当时在世的最伟大的作曲家来征求我的同意，允许他能从我的诗集中选出六首谱成歌曲。后来我就经常在音乐会上听到自己的这首或那首诗—些被我自己早已忘却和舍弃了的诗句却由于一位大师的这种兄弟艺术而流传下来。
这些出乎意外的赞许尽管也带着坦率友好的批评，但它们毕竟及时产生了作用，使我有勇气采取由于自己信心不足而从来未采取过的或者说至少是没有及时采取的步骤。早在中学时代我除了发表一些诗歌以外还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和评论。但我却从来不敢向一家影响极广的大报投稿。其实，在维也纳也只有一家大报，那就是《新自由报》。这家报纸格调高，无论它的文化情趣还是政治声望，都对整个奥匈帝国有所影响，就像英语世界中的《泰晤士报》和法语世界中的《时代报》一样。而在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德文报纸，没有一家曾为达到如此卓越的文化水准而进行过不懈的努力。《新自由报》的发行人莫里茨贝内狄克特是一个具有非凡组织才能和孜孜不倦的人，他为使自己的报纸能在文学和文化方面超过所有的德文报纸而竭尽全力。当他崇拜某一位着名作家时，就会不惜代价，接连给他发去十封甚至二十封电报，并且预支每一笔稿酬，圣诞节和新年的节日版都增加文学副刊，刊登当时最着名的文学家的全部着作的目录。阿纳多尔法朗士、盖尔哈特霍普特曼、易卜生、左拉、斯特林堡和肖伯纳就会值此机会在这家报纸上聚会。这家报纸为指导全市乃至全国的文学事业作出过不可估量的贡献。不言而喻，这家报纸的世界观是进步的和自由主义的，它的态度是有节制和谨慎的，在代表古老的奥地利的高度文化水平方面堪称表率。
在这座进步的殿堂里更有一席特别神圣之地—即所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