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莱里善意地笑着对我说：您别瞎说了，老伙计！我的诗一九一六年才出版。可是当我分毫不差地向他描述了我们于一八九八年在维也纳第一次看到他的诗的那本文学小刊物的颜色和开本时，他不胜奇怪，说：可是那本刊物在巴黎也几乎没有人知道，您们在维也纳又怎么能搞到呢我只能这样回答他：正如您作为一个中学生能在自己的省会读到马拉梅的那些在当时文学界鲜为人知的诗歌一样。他赞同地说：是呀，年轻人总能替自己发现自己想要的诗人，因为他们要从中发现自己。事实上，在那股风尚未越过边界来到奥地利以前，我们就已闻到了风向，因为我们从来都是带着灵敏的鼻孔生活。我们能够找到新的知识，因为我们想要新的知识，因为我们如饥似渴地在寻找那些属于我们和只属于我们—而不是属于我们父亲那一辈和我们周围的人—的东西。青年就象某些动物那样对气候的变化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所以我们青年一代比我们的教师和大学里的师生更早地感觉到：随着旧世纪的结束，某些艺术见解也将告结束，一场革命或者至少是价值观念的改变业已开始，而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父辈们那一代的优秀大师—文学界的戈特弗里德凯勒、戏剧界的易卜生、音乐界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绘画界的莱勃尔、哲学界的爱德华冯哈特曼—同那个太平世界一样，深思熟虑和慢慢悠悠，尽管他们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都十分卓越，但已不再使我们感兴趣。我们凭直觉感到他们那种冷静、中庸的节奏和我们好动的气质是不协调的，也是和时代已经加快了的速度不合拍的。而恰恰是在维也纳，住着那位德意志青年一代中最机警的天才赫尔曼。巴尔，他作为一个思想界的闯将，为正在转变和到来的一切披荆斩棘。凭借他的帮助，在维也纳开创了直线派，这一分离派为了震惊旧的学派，展览了来自巴黎的印象派和点画派画家的作品，展览了挪威的蒙克、比利时的罗普斯、以及一切想到的激迸画家的作品，从而也为他们不受人重视的先驱格吕内瓦尔德、格列柯和戈雅开辟了道路。
人们突然见识到一种新的视野。同时，在音乐方面由穆索尔斯基、德彪西、施特劳斯、勋柏格带来了新的节奏和音色。在文学方面由左拉、斯特林堡、霍普特曼开创了现实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斯拉夫的魔力。魏尔伦、兰波、马拉梅赋予行情诗的语言艺术以前所未有的纯粹和精炼。尼采使哲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种更大胆、更自由的建筑艺术摈弃了装饰繁缛的古典主义风格，提倡毫无装饰的实用建筑。舒舒服服的旧秩序突然之间遭到了破坏。向迄今为止对这种秩序来说不可缺少的美学上的美的规范提出了疑问。我们资产阶级正统报纸的官方批评家们对那种常常是大胆冒失的实验感到吃惊，并且试图用颓废堕落或无法无天这样的罪名来遏止那种不可阻挡的潮流。而我们年轻人则热烈地投身到这股潮流的汹涌激流之中。我们觉得，一个为我们而开创、青年人最终将在其中获得自己权利的时代—我们自己的时代开始了。于是，我们那种不安地四处寻找和摸索的狂热，一下子获得了意义：我们这些念中学的年轻人，能够在那些为了新艺术市进行的激烈和常常是粗暴的战斗中助上一臂之力。凡是进行实验的地方，例如，一场魏德金德戏剧的演出，一次新抒情诗的朗诵会，我们必定到场，我们不仅全神贯注，而且双手也使尽力气；有一次，首演阿诺尔德勋柏格青年时代的一部十二音体系的作品，当一位绅士使劲地吹口哨和发出嘘声时，我亲眼目睛我的朋友布施贝克同样使劲地打了他一记耳光；我们是每一种新艺术的突击队，到处为它当开路先锋，只因为它是新的，只因为它要为我们改变那个世界—现在该轮到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了。因为我们觉得那是和我们有关的事。
不过，我们之所以对那种新艺术如痴若狂，其中还有一点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是年轻人创造的艺术。在我们父辈们那个时代，一位诗人、一名音乐家，只有当他经过磨炼和适应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那种四平八稳、循规蹈矩的艺术趣味之后，才能获得声誉。而人们教我们应该去尊敬的那些男士们，他们的举止风度，又个个装得十分尊严。他们穿着丝绒上衣，留着灰白的漂亮胡须。例如，维尔布兰特、埃贝斯、达恩、保尔海泽、伦巴赫—这些人物今天早已销声匿迹，但却是那个时代的宠儿。他们拍照时总是带着沉思的目光，摆出一副尊贵的、诗人的恣态。他们举手投足，俨若枢密顾问和红衣主教，而且还要象这些人似的佩戴着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