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被歧视、被驱赶、被剥夺了权利的人知道，只要事关抢掠与权力，任何借口都不会显得太荒：唐、太虚伪。所以，我们这些受过考验和正准备接受考验的人我们这些流亡者，和英国人说的话就不一样；如果我今天说除了极少数英国人以外，我们是当时在英国唯一认识到全部：危险而不彼迷惑的人，我相信这话绝不夸大。正象当初在奥地。利一样，我在英国也肯定会带着一个破碎的心和痛苦的敏锐目光相当清楚地预见到那不可避免的事，只不过我在那里作为一个外国人、作为一个被收留的客人，不能提出警告罢了。
所以，当我们的嘴唇预先尝到未来的苦味的时候，我们这些已被命运打上了罪犯烙印的人只能在自己人中间说说，我们为那个把我们亲切收留的国家而忧虑，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痛苦呵！不过，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和一位道德高尚的知识分子谈话，也会给人以无限的安慰和精神的鼓励，我在灾难来临之前的最后几个月有幸和西格豪特弗洛伊德度过了美好的数小时，使我难以忘怀。几个月来，我一直想到那位八十三岁、有病的弗洛伊德还留在希特勒占领的维也纳。后来，那位出色的玛丽亚波拿巴公主—他的最忠实的女学生—成功地将那位住在被奴役的维也纳最重要的人物救了出来，挞到伦敦。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幸运的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他踏上岛国。我本以为我已经失去我那位最尊敬的朋友，我却又看到他从阴间回来了。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是位伟大而又严肃的学者，在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人象他那样深化和扩大过有关的精神的知识。我是在维也纳认识他的，当时他在那里被看作一个固执己见、一丝不苟、十分怪癖的人而受到敌视。他狂热追求真理，但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任何真理都有局限性—他曾对我说过：《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真理，就象很少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样！—他曾离开大学乃其学院式的谨小慎微的研究工作，毫不动摇地、勇往直前地向至今无人涉足和胆怯地回避的那个人世间隐秘的性冲动世界，即当时正被庄严宣布为禁区的领域进军。乐观主义的—自由世界无意之中感觉到，这位毫不妥协的学者以其潜意识学说无情地破坏了自由世界的遁过理智和进步逐渐抑制性冲动的理论，这位学者以其无情揭开面纱的手法，使自由世界回避难堪问题的研究法岌岌可危。然而，不仅仅是大学、不仅仅是老派的神经病医生行会—那些医生联合起来，一致反对这位令人讨厌的叛经离道者—而是整个世界、整个旧世界、旧思想、伦理常规、还有整个时代都在这位揭开面纱者面前感到恐惧。医生们开始慢慢地集体抵制他，他失去了自己的诊所，可是由于他的论点以及他提出的那些最大胆的问题在学术上驳不倒，他们就试图按维也纳人的方式：用讽刺、挖苦，或者使之变成庸俗的笑料，来扼杀他的关于梦的理论。只有少数忠实的信徒每星期聚集到这位孤独者的周围，举行讨论晚会。精神分析学说这门新科学就是在那些讨论晚会上初步形成的。早在我本人知道那次由弗洛伊德的最初的奠基性着作准备的思想革命的全部规模之前，那位杰出人物在道德上毫不动摇的坚强态度已经赢得了我对他的钦佩。他终究是一位科学人物，年轻人多么梦想能把他作为自己的榜样，在他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和绝对的把握以前，他对每一个论断都是小心谨慎的。但是一旦他的假设得到证实，他就会对整个世界的抵制采取坚决对抗的态度。他本人非常谦虚，但是为自己学说的每一个信条而战斗，却是十分执着，他扞卫自己认识到的内在真理，至死不渝。
人们恐怕想不出还有比他在思想上更无畏的人物：弗洛伊德随时都敢讲出自己的想法，即使他知道，这样清楚、不顾情面他说出来，会使别人感到不安和不快；他从未想用最小的—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一妥协来改变自己的困难处境。我今天敢肯定，如果弗洛伊德准备谨慎地把这些理论粉饰一下，把性欲说成情爱、把欲念说成追求的渴望，不要总是毫不留情地明说那些最后结论，而仅仅作出暗示，孤么，他就不会受到学院派的任何抵制，而能把自己五分之四的理论发表出来。可是，凡是遇到他的学说和真理的地方，他从不迁就。外界的抵制愈强烈，他的决心就愈大。如果我今天要为道德勇气—世界上唯一不要求别人牺牲的英雄主义—的概念寻找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我始终看到弗洛伊德那副有着一双目光坦率、安详的深色眼睛、具有男性秀丽的容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