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象突然袭来的一阵飓风把逼得人们透不过气来的乌云吹得四分五散，心中的石头落地了，情绪轻松多了。消息传来了，希特勒和张伯伦、达拉第和墨素里尼完全取得了一致，而且—张伯伦成功地和德国达成了一项协议，那项协议隐瞒了今后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可能产生的一切冲突的办法。看起来，好象是一位本身并不重要、平庸的政治家用坚抓不拔的和平意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最初的时刻，所有的人都激动地感谢他。人们在收音机里首先听到的是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那篇消息，它向我们受过考验的那一代人宣告：我们可以再次在和平中生活，可以逍遥自在，可以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出力。可是，今天每一个人都不说真话，企图否认我们当年是怎样被那漂亮的词句迷惑的。因为谁会相信，一个吃了败仗的人竟要准备凯旋式呢倘若伦敦的广大群众知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的那无早晨的准确时间，一定会有几十万人到克洛伊敦机场去向他表示祝贺，向他欢呼；正如我们当时所有的人相信的那样，他拯救了欧洲的和平和英国的荣誉。接着报纸出版了，报纸上的照片表现了张伯伦神气地大笑着在机舱门口挥动着那张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宣告了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张伯伦是把它作为珍贵的礼物带园来送给自己的人民的。张伯伦的面容平时是非常呆板的，一种类似痛苦的表情，显得神经过敏。当天晚上电影院里也已放映了那些场面；看电影的人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欢呼、喊叫。他们以为世界将会开始新的和睦局面，怀着那种感情几乎互相要拥抱起来，对当时在伦敦、在英国的每一个人来说，那是空前绝后、震撼人心的一天。
我喜欢在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在街上转悠，以便更强烈、更具体地去感受那种气氛，去真正呼吸那个时代的空气，工人们停止了在花园里挖防空洞的工作，人们笑着围住他们聊天，因为有了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那些防空洞己成为多余的了。我听见两个小伙于在用流利的伦敦话嘲弄说，希望把那些防空洞改成地下公共厕所，因为伦敦的公共厕所不够用。每个人都高兴地跟着一块儿大笑。所有的人都象雷雨后的植物，显得更加精神饱满、生气勃勃。他们走路时胸脯挺得比一天以前更直了，肩膀显得更轻松了。平时显得非常冷淡的英国人的眼睛，现在也闪烁着愉快的光辉。当人们知道那些房屋再也不会受到轰炸的威胁后，这些房子也好象变得更为明亮了，公共汽车也装饰得更漂亮了，太阳更加灿烂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也由于那令人陶醉的字眼而更加活跃、更加丰富。我感觉到自己也为此振奋不已。我不知疲倦地走着，越走越快，越走越轻松，新的信心的浪潮也有力地、欢快地。
把我推向前去。突然有一个人从皮克第利拐角那边匆匆向我走来。他是一位英国政府官员。我们也只是萍水相逢。他完全是一个感情不易冲动、非常内向的人。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也只是礼貌地互相打个招呼，他从来不欢喜和我攀谈。可是现在。他的眼里闪耀着明亮的光芒，朝我走来。他说：您觉得张伯伦怎么样。没有人相信过他，可是他做对了。他没有让步，他挽救了和平。他高兴得神采飞扬。
他们大家都是那种感觉，我在那一天也是那种感觉。第二天又是幸福的一天。报纸仍然一致欢呼，在交易所，行情猛涨。多少年来又从德国第一次传来了友好的声音，在法国有人建议给张伯伦树立一座纪念碑。唉，可是那只是火焰最终熄灭以前的最后的熊熊燃烧。在以后几天里，各种令人不安的细节透露出来了，对希特勒的投降是多么彻底啊，多么卑鄙地出卖了自己曾郑重答应援助和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啊。过了一个星期，形势更加明朗。投降已不能使希特勒满足了，条哟。上签字的墨迹未干，希特勒已违反了条约的全部条文。戈培尔毫无顾忌地公开吹嘘，他在慕尼黑把英国逼得走投无路。
伟大的希望之光幻灭了，但它曾照亮过一两天时间，温暖过我们的心。我不能、也不想忘掉那几天。
从我们认识到在慕尼黑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时候起，荒谬的是我在英国反而看不到多少英国人。当然责任在我，因为我回避他们，或者确切些说，避免和他们交谈，尽管我不得不比以往更钦佩他们。他们对成群结队而来的难民表现得慷慨大方，他们有高贵的同情心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但在他们和我们德意志人之间，在这一方和那一方之间，内心上产生了隔阂：我们已经遭遇到的事情，他们还没有遭遇到。我们懂得已经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什么，而他们还不愿去弄懂—部分人是违心的—他们不顾一切现实，竭力坚持自己的幻想：说出来的话是算数的，条约就是条约，只要理智地、用人性去和希特勒谈话，是能够同他进行谈判的。几个世纪以来，英国领导人物由于民主传统而献身于正义事业，他们不可能承认或者不愿承认，一种蓄意欺世、无视道德的新伎俩正在他们身边形成，那个新德国在和各国人民打交道时以及在法律范屈内践踏了一切以前有效的准则，一旦它觉得那些准则碍事胸话。对那些早就把一切冒险行为弃置脑后、清醒而高瞻远瞩的英国人来说，既然那个家伙那么快、那么容易、达到了那么多目的，竟还要键而走险，觉得太不可能了。他们始终相信和希望，那个家伙将首先针对别的国家最好是针对俄国了然后在这段时间里能够和他达成某种谅解。而我们却知道，最可怕的事必将发生。我们每个人都见过一个被打死的朋友的照片，一个被拷打的同伴的照片，因此我们的目光比较严厉、比较尖锐，比较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