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们对我如此迅速、如此突然回到维也纳很是奇怪。但是当我说出我的忧虑时，他们是如何嘲笑我的呵；他们讥讽我，说我还是那位老耶利米。说我是不是不知道，奥地利人现在是百分之百地支持舒施尼克他们不厌其烦地称赞祖国阵线规模巨大的游行，而我在萨尔茨堡就已看到过，绝大多数参加游行的人都把规定的统一徽章别在罩衫的衣领上，以便不给自己的地位造成危险，与此同时，他们又都为谨慎起见早已在慕尼黑的纳粹党那里登了记—我学过的历史和自己写过的历史太多了，我不会不知道大批群众总是突然倒向势力大的一边的。我知道，他们今天高呼舒施尼克万岁，明天他们会用同样的声音高喊希特勒万岁。然而，在维也纳所有我与之交谈的人都表现出了真正的无忧无虑。他们互相邀请聚会，穿着燕尾服，吸着香烟（根本不知道，他们不久就要穿上集中营囚犯的衣服），他们奔忙于购买圣诞节礼品，布置自己漂亮的家（没有人预料：几个月后那些东西都会被洗劫一空）。古老的维也纳永远是悠然自得，我以前非常喜欢它的逍遥自在，真的，我整个一生都梦想那种无忧无虑，维也纳的民族诗人安岑格鲁贝尔曾把那种无忧无虑概括成这样简洁的格言：你不会出什么事的。—那种无忧无虑现在第一次使我感到痛心。但最终说来，他们所有那些在维也纳的朋友—也许要比我聪明，因为他们在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才感到痛苦，而我呢，我事先在想象中就感到痛苦，当灾难降临时，我又第二次痛苦。我再也理解不了他们，我也无法使他们理解我。从第二天起，我就再也不警告任何人了，干吗要让那些不想让别人打扰的人惊恐不安呢不过，如果我今天说，当我在维也纳的最后几天望着我在那里出生的那座城市的每一条熟悉的路、每一座教堂、每一座花园、每一个古老的角落时，是怀着一种永不会再有了！的无声绝望，人们不会把我的话当作是事后添油加醋的说法，而认为完全是真实的。我拥抱我的母亲时，就带着那种隐藏的感情，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对那座城市里的一切、那个国家里的一切都带着永别了：的感情。我意识到那是一次告别，永远的告别。列车驶过萨尔茨堡，那里有我在里面工作了二十年的住宅。但是列车进了火车站，我都没有下来一下。我虽然可以从车厢的窗户看到山丘上我家的房子，回忆那些消逝的岁月，可是我没去看。看了又有什么用呢—我永远也不会再住进那所房子了。在列车越过边界的时刻，我象圣经中的老祖宗罗得一样，知道我身后的一切都是尘土与灰烬，一切凝结成了象盐一样苦涩的历史。
我以为，当希特勒将要实现自己仇恨的梦和作为凯旋而归的统帅占领那座曾经遗弃过他—一个穷愁潦倒、一事无成的年轻人—的那座城市维也纳的时候，我预感到了一切可能发生的可怕的事。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爆发了惨无人道的事件，那一天，奥地利以及欧洲都成了赤裸裸的暴力的战利品！但我本人对那种惨无人道的想象、以及每一个人的想象，是显得多么保守、多么怯弱、多么可怜！现在假面具撕下来了。由于其他国家公开表现出畏惧，残暴不必再顾忌任何道德的约束了，它不再需要—英国、法国、世界还算得了什么利用应该从政治上消灭马克思主义者那种虚伪的借口了。现在已不单单是掳掠抢夺，而是每个人都在恣意放纵自己的复仇私欲。大学教授必须用赤裸的双手擦洗马路；虔诚的白胡子犹太人被拽进寺庙，由狂叫怒吼的年轻人逼着跪下齐声高呼希特勒万岁。那些年轻人把大街上无辜的人象兔子一样抓在一起，押着他们走，要他们打扫冲锋队营房的厕所，病态的、卑劣的仇恨狂人在多少个黑夜里所痴心妄想的一切，如今在青天白日里发泄出来了。他们冲进居民的住宅，从发抖的女人们那里抢走耳朵上的装饰珠宝—类似这样的洗劫城市在几百年前的中世纪战争时期也曾发生过；不过那种公开折磨别人的无耻私欲、对心灵的摧残、花样翻新的侮辱都是新的。所有那一切不是由个别人、而是由千千万万遭到折磨的人记录下来的，到了一个比较平静、不象我们今天这样道德已经沦丧的时代，人们将会毛骨悚然地读到那些记录：一个空前绝后的仇恨狂人在二十世纪的那座文化城里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因为那是希特勒在他各种军事和政治的胜利中最最可怕的胜利，那样一个家伙竟然成功地运用不断升级的作法，砸碎了每一条法律。在那种新秩序面前杀害一个人不需要法庭审判，而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则会令世人咋舌，拷刑在二十世纪是不堪设想的，人们当时还把没收财产明白无误地称之为抢掠。可是现在，在又一个接叵而至的圣巴托罗缪的夜晚之后，在冲锋队的营房里和铁丝网的后面每天把人拷打得死去活来，这以后，还谈什么非正义呢还谈什么人世间的痛苦呢一九三八年，在奥地利之后，我们的世界已经非常适应惨无人道、无法无天和野蛮粗暴的行为了，那是几百年前所没有的现象。要是那座不幸的城市—维也纳在以前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就足以遭到国际的唾弃，可是在一九三八年，世界的良知在忘却和原谅那些暴行之前，就已沉默，或者只是咕哝了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