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有一个类似于《蔷蔽骑士》里的场面，即有一个年轻的男子从一个已婚女人的卧室里走出来，那事情也许就好办。多了！这很可能给他们一个必须扞卫德意志道德这样的借口。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我的剧本中没有伤风败俗的描写。后来，他们把盖世太保那里的所有卡片索引和我过去的着作、都翻了一遍。就连这些地方也没有发现我曾对德国（对地球上任何一个其他的画家也一样）说过一句贬低的话或者从事过什么政治活动。尽管他们一直在活动、在试探。可是所作的决定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他们自己手里。他们是否应该在全世界面前剥夺那位年迈的大师—这可是他们自己把纳粹音乐的旗帜塞到那位大师手中的呵—上演自己歌剧的权利，或者，是否应该说，和里夏德施特劳斯的名字赫然并排在一起的词作者的名字斯蒂芬茨威格，象已经发生过多次那样，再次玷污了德国剧院的节目单—那真是国家奇耻大辱的日子！他们大操其心和他们苦不堪言的绞尽脑汁的情景多么使我暗自高兴呵，我预料到，即使我不参与，或者更确切他说，我不置可否，我的那部音乐喜剧也会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政党色彩的刺耳音乐。
纳粹党在了结这件事以前，一直下不了决心。，可是，不管纳粹党是想违反自己的法律还是想反对那位当时最伟大的音乐家，到了一九三四年初，不得不作出最后决定。因为时间不允许再继续拖下去。总谱、钢奉曲部分、歌词剧本早就印好了；道具服装已经在德累斯顿的皇家剧院预定好了，角色也分配好了，而且还作了排练，可是各级有关部门、戈林、戈培尔、国家文化局、文化委员会、教育部以及宪兵队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虽然这一切显得十分荒唐，但《沉默的女人》事件终究成了一件轰动的国家大事。所有的部门，没有一个敢于承担那种打破僵局的同意或者禁止的责任，别无他法，只得将这件事交给德国的主人、党魁—阿道夫希特勒亲自决定。
我的着作在此之彻就有幸受到不少纳粹分子的青睐；特别是《富歇传》一书，他们曾把它当作政治上毫无顾忌的榜样，一再加以研究和讨论。不过，继戈培尔和戈林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将不得不亲自下功夫研究我写的那部三幕抒情歌剧，我对此确实役有准备。作出决定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据我私下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说他们还举行了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会议。最后里夏德施特劳斯被召到那位至高无上的权力者面前。希特勒亲自告诉施特劳斯，他将破例允许那部歌剧上演，尽管它违背新德意志帝国的一切法律，希特勒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大概完全象他和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签署条约一样，不是出于本意，而是玩弄权术。
对纳粹德国来说不舒服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被纳粹摈弃的斯蒂芬，茨威格的名字又引人注目地出现在戏剧海报上，各个剧院将再次上演他的一部歌剧。我当然没有出席那一次演出，因为我知道观众大厅里一定挤满了穿褐色制服的人，人们甚至估计希特勒本人也会出席其中一次演出。那部歌剧获得了巨大成功。我必须向音乐评论家们表示敬意。因为我知道，他们当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十分高兴地利用了那次好机会，以便再一次，最后一次表达他们内心深处对那种种族观的反抗。他们用尽友好的言词未评论我的那部歌剧脚本。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所有的德国剧院都立刻预告：那部歌剧下一次演出的时间。
在第二次演出之后，突然晴天霹雳。一夜之间，德累斯顿和整个德国接到通知：禁止上演那部歌剧。更有甚者，我吃惊地读到里夏德施特劳斯辞去国家音乐局总监职务的消息，每个人都清楚，肯定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不过，在我知道全部真相之前，还有一段时间，事情是这样：施特劳斯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敦促我马上创作一部新的歌剧脚本，他在信中以惊人的坦率表示了他自己的态度。那封信落致了盖世太保手中。信被摆到施特劳斯面前，然后，施特劳斯不得不立即辞职，于是那部歌剧遭到了禁演。这样，那部德语歌剧当时只能在自由的瑞士和布拉格上演，不久又用意大利语在米兰的斯卡拉大剧院上演，那当然是得到当时还未拜倒在种族歧视脚下的墨索里尼的特别同意的，而德国人民却再也不能听到他们自己的、当时活着的、最伟大的年迈音乐家的那部颇为令人销魂的歌剧中的任何一个音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