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一月，当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之时，我们的歌删《沉默的女人》第一幕的钢琴总谱已全部完成。可是几个星期后，当局下令，严厉禁止在德国舞台上演出非雅利安人的作，品或者有一个犹太人以某种形式参与的那些作品这一骇人听涧的强制措施甚至对死人也不放过，莱比锡音乐厅前的门德尔松立像被拆除了，此举激怒了世界上所有音乐界的朋友。这条禁令一下，对我来说，我们那部歌剧的命运也就完了。我似为里夏德施特劳斯自然会放弃和我继续合作而和别人另：搞一部作品。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给我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相反，倒是他提醒我，说我应该为他的下一部歌剧准备歌词，因为他当时正在为第一部歌剧配乐。他表示，他并不想让任何一个人禁止他和我合作。我不得不坦率地承认，在整个事情发展过程中，他一直对我恪守朋友的忠诚。当然，他也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但对我来说自然是格格不入—他接近权贵，常常和希特勒、戈林、戈培尔晤面，当富尔特温格勒还在公开对抗希特勒的时候，他竟接受了纳粹的国家音乐局总监的任命。
他那种公开投靠的行动，对当时的纳粹分子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因为当时不但最优秀的作家们，而且那些最着名的音乐家们都愤怒地对纳粹分子嗤之以鼻。那些与纳粹分子沈瀣一气或投奔纳粹的少数人，在那些最广泛的艺术家圈子里不过是无名小卒，在那样一个难堪的时刻，这位德国最有名气的音乐家竟公开倒向他们一边，从粉饰现实的意义上来说，它给戈培尔和希特勒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施特劳斯跟我说过，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的年代里，就用自己通过某种方法辛苦挣得的钱，去格拉茨看过《莎罗美》的演出，希特勒很尊敬他；当时，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所有节日晚会上，除了瓦格纳的作品之外，几乎只演唱施特劳斯的歌曲。但不同的是，施特劳斯和纳粹共事，是有很多重要打算的。对他任何时候都真诚、执着信奉的艺术唯我主义来说，哪一个政权对他都一样。
他曾作为宫廷乐队指挥为德国皇帝服务过，曾为皇帝的军乐配曲，后来又作为维也纳宫廷乐队指挥为奥地利皇帝服务，在奥地利和德意志共和国，他也曾是受欢迎的人。他如此奉迎纳粹分子，还出于和他生命攸关的利益，用纳粹的话来说，他负有一笔巨债。他的儿子和一个犹太女子结了婚，他肯定担心，他最最喜爱的孙子们会被当作废物排斥在校门外；他的新歌剧受到了我的牵累，他早先的歌剧又受到非纯雅利安种的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牵累，他的出版商是一个犹太人。他觉得，给自己找一个靠山是越来越迫切了，于是坚决地迈出了那一步。他到新主子们要他去的地方去指挥乐队，他为奥林匹克运动会诣了一曲赞歌。同时，他在给我的那些阴郁而又直率的书信中说起他对那项委任并没有多少兴趣。事实上，在这个艺术家的神圣自我中，他所关心的只有一点：让自己的作品发挥作用，首先是能看到那部新歌剧上演，那部歌剧跟他的心贴得特别近。
他向国家社会主义作这样的让步，对我来说，肯定非常尴尬。因为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好象我暗地里参与此事，或者说，在联合抵制行动中，我只同意这一次例外。我的朋友们从各方面责难我，公开反对在纳粹德国演出那部歌剧。可是第一，我原则上讨厌那些公开的、感情激动的姿态，此外，我也不愿意给里夏德施特劳斯那样一位天才设置困难。施特劳斯毕竟是当时活着的最伟大的音乐家，而且已是七十岁的年纪了，他为那部作品花了三年时间，在那三年时间里，他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的全是友好的情谊、正直和勇气。因此，从我这方面说，采取沉默的态度，让事情自己发展，我以为是对的。
再说，我知道自己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以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给德意志文化的新保护者们增添更多的因难。因为纳粹的国家文化局和宣传部只不过是在寻找一个好听的借口以便能够让一项对他们自己的那位最伟大的音乐家的禁令得以成立。譬如说，他们把那部歌剧的脚本拿到所有官员和名人。那里去征求意见，暗地里却希望找到一个借口。要是在《沉默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