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决定时代命运的巨大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恰恰是历史本身阻碍了那些同时代人对它们的认识，这仍然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所以我今天已记不得，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的。这个名字我们当时已经听了许多年，我们不得不每天，甚至每秒钟都联想到或者说出这个名字。这个家伙给我们世界带来的灾难比一切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多。不管怎么说，那肯定是相当早的事了因为我们萨尔茨堡离慕尼黑只有两个半小时的火车路程，可以说是它的邻近城市，只要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便会很快传到我们这里来。我只记得，有一天—我今天怎么也想不起那个日子来了—一位熟人从那里来，抱怨说，慕尼黑已经又闹起来了，尤其是那里有一个名叫希特勒的煽风点火的家伙，他用大打出手的方法扰乱会场，并用最下流的方式煽动人们反对共和国与犹太人。
当时，这个名字进入我的耳朵，是空空洞洞的、没有分量的，后来我也没有再去想它。因为正如今天早已消隐得无影无踪的许多煽动家和暴乱者的名字在当时混乱的德国出现一样，不用多长时间便又消失了。比如，带领波罗的海部队的上校艾哈特的名字，卡普将军的名字。政治谋杀者们的名字，巴伐利亚共产主义者的名字，莱茵地区分裂主义者的名字，志愿军头目的名字。几百个这样的小气泡在发了酵的泥塘里翻滚着，既不产生爆炸，也不留下什么，只是化作一阵恶气，把尚未愈合的德国伤口里的腐烂过程清清楚楚地暴露出来。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一份那个新纳粹运动的名叫《米斯巴赫报》的小报（那份报纸后来发展为《人民观察家》）。米斯巴赫只不过是一个小村庄。那份报纸也办得粗俗鄙陋。那么，究竟是谁这样关心它呢我几乎每星期都去国界那边的近镇赖兴哈尔和贝希特斯加登，后来有一次我在那里看到了穿着翻口长统靴和褐色衬衫的年轻学生队伍—排头是小个儿，后面是大高个—他们每个人的手臀上都佩带着颜色显明的卐字形袖章。他们举行集会、游行，趾高气扬地唱着歌、齐声喊着口号穿过大街，他们把巨幅标语贴在墙上，并装饰以卐字符号，我第一次察觉到，在这些突然冒出来的乌合之众的背后一定有有钱和有影响的人物存在。当时希特勒还只能在巴伐利亚的啤酒馆里发表演说，他一个人是不能把几千个年轻人武装成一支耗费如此浩大的队伍的。必然有更强有力的人物才能推动那个新运动。他们的制服是簇新的，在那个真正的老兵都穿着破旧军服走来走去的时代，从一个城市派到另一个城市的冲锋队员竟然拥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停车场：里面停的全是崭新的汽车、摩托和载重车。除此以外，显而易见的是军队领导人对那些年轻人进行了战术上的训练—或者如当时人们所说的准军事训练—而且肯定是德国国防部本身提供物质条件，来进行那种有计划的技术训练，希带动一开始就是德国国防部秘密情报处的密探。恰巧不久我有机会亲眼目睹那种事先训练过的战斗行动。在边境的门个小镇，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以和平的方式举行集会，突然有四辆大卡车急驰而来，每一辆车上都载满了手持橡皮棍的年轻纳粹党徒，完全如我在咸尼斯圣马可广场旁边看到的一样。那些纳粹党徒闪电般地对毫无准备的人群进行突然袭击。是从法西斯主义者那里学来的同一种方法，只是在军事上更加训练有素，用德国的话说，对细枝未节都作了系统的准备。冲锋队员随着一声哨响，迅猛地跳下汽车，用橡皮棍向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抡去，警察还没有来得及干预，或者工人们还没能聚集在一起，他们就已经重新跳上汽车，飞驰而去。
使我惊异不已的是他们那些蹦上跳下攀登汽车的准确动作，那些动作每一次都是按那帮歹徒头目的一声尖厉的哨声完成的。看得出来，每一个年轻队员事先都已知道，用怎样的技巧、从汽车的哪一个轮子爬上去，跳到哪一个位置，以避免和下一个人碰撞，从而不致给全体造成危险，他们的肌肉和神经对此早已有所准备。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人的机敏所能做到的；手的每一个动作肯定早就在营房、在练兵场练了几十次、几百次了。一眼就能看出那支部队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袭击、暴行和恐怖活动而训练的。
不久，人们便可听到更多的有关在巴伐利亚州举行的那些地下演习。当大家熟睡的时候，那些年轻的队员便悄俏地溜出房间，集合在一起，进行夜间野外训练，由国家或者党的秘密资助人出钱，由正在服役或已经退役的国防军的军官们训练那支部队，当局对那些难得的夜间演习并不太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