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依自然的标准并没有价值，正如美利坚人的贝壳串珠之对于一个欧洲的君主，或者欧洲的银币之对于从前的一个美利坚人．
在一切土地都被占有而没有荒地的地方，五年的收成抵不上由他强占的土地的永久继承权．
不难理解：假如抛开贷币的虚构价值，损失量和土地价值之间的差异将大于五与五百之比，虽然在另一方面，在土地大于居民所占有和利用的数量、任何人都有权利用荒地，半年的收成就会大于继承土地的价值．
可在这场合，征服者也就不大想占有被
征服者的土地了．
所以，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们（因为一切君主和政府都彼此处在自然状态中）彼此间所受到损害，不能使征服者享有权力来剥夺被征服者的后裔的所有权和把他们驱逐出他们应该代代相承的土地的损害．
固然，征服者常常容易以主人的地位自居，被征服者所处的境遇使他们不能对征服者的权利提出异议．但是，假如这是一切的一切的话，它给予的只是单纯的暴力所给予强者支配弱者的权利根据，而基于这个理由，谁是最强有力者便能享有要想占有什么就可以占有什么的权利了．
那么，对于那些随同征服者参加战争的人们，以及对于被征服者的国家中那些没有反对他的人们甚或曾经反对他的人们的后裔，征服者虽然在一次正义的战争中，他的征服也不能使他有统辖的权利．他们可以不受他的任何约束，而如果他们原来的政府解体了，他们可以自由地创建另外一个政府．
固然，征服者往往凭借他所具有的支配一些人的强力，用剑指着他们的胸口，迫使他们屈服于他的条件，受制于他随意为他们建立的政府；可是，这里的问题是，他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呢？
假如说他们是根据自己的同意而受制约的，那么，这就承认了征服者要想具有统治他们的权利，就必须获得他们自己的同意．
那么，如今还有待研讨的，就是并不基于权利而以暴力胁迫的承诺能否被认为是同意，以及这些承诺具有多大的约束力．
关于这点，我可以说，它们完全没有约束力；因为别人以暴力抢夺我的无论什么东西，我对那件东西依然保留权利，他也有义务立即加以归还．抢夺我的
马的人应该立即把它归还，并且我仍有取回它的权利．
根据同样的理由，一个以暴力胁迫我作出承诺的人应该立即加以归还，即解除我所承诺的义务；否则，我可以自己加以恢复，即决定我是否加以履行．
因为自然法只基于它所规定的准则来决定我所负的义务，它不能用暴力等违反准则的活动向我勒索任何东西，来迫使我承担义务．
一个强盗以手枪对着我的胸口，要我倾囊给他，所以我自己从衣袋里掏出了钱包并亲手递给他，在这情形下，说我曾经许诺过，这既不能改变案情，也不能意味着宽恕强力而转移权利．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征服者便以暴力强加于被征服者的政府，由于他当初无权对被征服者作战，或虽然他有权利但他们并未参加对他作战，因此不能使他们承担任何义务．
但是，我们姑且假设，既然那个社会的一切人士都是同一国家成员，就可被认为曾参加过那场他们在其中被打败的不义的战争，所以他们的生命就要任凭征服者处置．我认为这与被征服者的未成年的儿女无关；因为，既然父亲并不掌握有支配其儿女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力，他的所有行为也就没有放弃那种权力的可能．
所以，无论父亲遭遇什么，儿女仍是自由人，征服者的绝对权力只能及于那些被他所征服的人的本身，随着他们消失；假如他把他们当作奴隶那样，使他们受制于他的绝对的专断权力，他对他们的儿女．
除了基于他们自己的同意，他不可对他们享有任何权力，纵然他可以迫使他们作任何行动或发表任何言论．
只要是依靠强力使他们服从，但如果不是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他就没有合法的权威．
所有人生来就有双重的权利：第一，他的人身自由的权利，别人没有权力加以支配，只能由他自己自由处理；第二，首先是和他的弟兄继承他父亲的财物的权利．基于一个人生来就不受制于任何政府的这种权利，即使他出生于它管辖下的某一个地方．
可是，假如他不承认他的出生的国家的合法政府，他就必须放弃根据它的法律属于他的权利，以及那里由他的祖先传给他的财产，假如这政府当初是基于他们的同意而建立的．
基于第二种权利，任何国家的居民，要是他们是被征服者的子孙并有权继承被征服者的产业，但被征服者当时有一个违反他们的自由同意而强加于他们的政府，就仍然保留继承他们祖先的财产的权利，虽然他们并不自由地对这政府表示同意，而该政府的苛刻条件是通过暴力迫使该国的土地所有者接受的．
因为，既然最初的征服者根本无权占有那个国家的土地，则作为被胁迫受制于一个政府的人们的子孙或依据他们的权利而有所主张的人民，总享有摆脱这种政府的权利，使自己从人们用武力强加于他们的篡夺或暴政中解放出来，直到他们的统治者让他们处在他们自愿自择地同意的政治机构之下．
谁能怀疑希腊的基督教徒们——希腊古代土地所有人的子孙——只要机会一发现，就可以正当地摆脱他们久已呻吟其下的土耳其人的压迫？因为任何政府都无权要求那些未曾自由地对它表示同意的人民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