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是论》曰：司马光在元佑改免役法，蔡京知开封府，即日改为差役，光乃不疑其异而称之。杨畏改熙丰而从元佑，吕大防喜其材，苏轼，苏辙亦不疑其事已而荐之，卒之叛元佑者，畏与京也。安石欲人同己而能恶翻悔之人；元佑诸贤善安石之失而反用翻悔之辈，然则欲人同已之言，未可专以责安石也，持天下之衡者难矣哉！
尚书左丞吕公着札于：『勘会司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大意已善，其间不无疏略。今章惇所上文字，大率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望选差近臣三数人，专切详定闻奏。』是日，诏：『司马光建明役法，尚虑其间未得尽备，宜差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专切详定以闻。」初，范纯仁自庆州召入，闻光议复行差役法，纯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盖治道唯去太甚者耳。又况法度乃有司之事，所谓宰相，当为天子搜求贤才，布列庶位，则法度虽有不便于民者，亦无所患。苟不得人，则虽付以良法，失先后施行之次，亦足以为民病矣。』光弗听。纯仁叹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复折简遗之曰：『此法但缓行而熟议则事不扰，急行而疏略则扰。今公宁欲扰民而且将疏略之法使谬吏遽行，则其扰民又在公意料之外。以愚思之，不类公之所举。今纯仁画计不改公之法，而止欲先自京西推行，使不扰一人而公法可成。』光亦弗听也。
吕中曰：世率谓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段为便。荆公、温公不能周知四方风俗，故荆公主雇役，温公主差役。然差、雇二役轻重相等，利害相半，非关于风土然也，盖尝推原二法之故矣。夫差役之法行，民虽有供役之劳，亦以为有田则有租，有租则有役，皆吾职当为之事，无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门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宫网费用责之供，农民之所不堪。苟以衙前之役募而不差，农民免任，则民乐于差之法矣。至雇役之法行，民虽出役之直而阖门安坐，可以为生生之计，亦无怨也。其可去者，宽剩之过数耳。实费之用固所当出，额外之需非所当诛。苟以宽剩之数散而不剑，下户免常，则乐于雇之说矣。因其利而去其害，则二法皆可行也。然士夫进用于熙宁之时以雇为是，进用于元佑之时以差为得。公心不立，随声是非，可叹也。善乎史氏之言曰：『苏、范、温公门下士，以差役为便；章惇、荆公门下士，以雇役为未冬。虽贤否不同，各不私所主。若蔡京则贤如温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信哉斯言。
闰二月己丑朔，王岩叟尝入对，极言蔡确阴邪巧佞，祖宗遗戒不可用炎人，两汉以来，仗节死义、立功立事，皆中原人。上曰：『为是旧臣。』岩叟曰：『熟非旧臣？』上曰：『近日颇旱。』对曰：『以圣德如此，无致灾变之理，惟是执政间有此人，所以致旱。』上曰：『待便行。』庚寅，蔡确知陈州，从所请也。台谏累有章疏论确，朝廷讫不肯正其罪，世以为恨云。司马光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光方以疾再乞宫观，未报而有是命。光固辞，不许。诏已差官详定役法，各递与限两月，体访的确利害闻奏。先是，门下侍郎司马光言：『天下钱谷皆总于三司。自改官制以来，将旧日三司所掌事务散在六曹及诸寺监，户部不得总天下财赋，不能尽知天下钱谷之数，无由量入为出。欲乞令尚书兼领左右曹，诸州钱谷、金帛，须具文帐，申户部、六曹及寺监。欲支用钱物，皆须先关户部，符下支拨。如此，则利权归一。』是日，诏尚书省立法。命宰臣司马光提举编修神宗皇帝实录。司马光言：『天圣中，诸路止各有转运使一员，亦无提点刑狱。
王安石欲力就新法，诸路始置提举常平广惠农田水利官，皆得按察官吏；又增转运副使、判官等，皆选年少资浅轻俊之士为之。』诏诸转运使只置使一员，副使或判官一员。其诸路提举官并罢。提点刑狱分两路者合为一路，共差文臣两员。本路钱谷财用事，悉委转运使；刑狱、常平、兵甲、贼盗事，悉委提点刑狱司管干。丁酉，王岩叟入对：『求治不可太急，太急则奸人有以迎意进说。』又奏：『乞察贤不贤，去留不可缓。贤者亦留，不贤者亦留，贤者耻而不乐为用。』上曰：『何如得民一归厚？』岩叟曰：『示以厚则民归厚，示之一则民归一，顾在上者何如耳。』又奏：『圣人不以无过为美，而以改过为美，不以无谏为美，而以从谏为美。」又奏：『两宫垂帘，杜绝内降。』太皇太后曰：『这个则极是，决然不到得，不消忧也。』刘挚言：『保甲罢团教，臣窃有私忧过计者。夫乡野之民，其性易于转习。今之保甲，衣必华细，食必酒肉，固已变其向者布麻粗粝之习矣。群众而笑喧，奋臂而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椎鲁劳苦之习矣。臣愚以为宜有法以敛制之，若保甲之技艺强弱高下，州县皆有等籍。今按取优等之人，取其情愿，刺以为本州禁军，自余中下艺等亦召愿充公人者，依近制募以为弓手、手力、耆户长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