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
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
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
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
使天下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商君书·农战》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又《算地》曰：“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
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故。胜敌而草不荒，则富强之功可立而致也。”
韩非子曰：“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盖亦推本《商君书》，而为错之学所自出焉。对贤良策，始于错，其文不传，而广川董仲舒独以《贤良对策》擅名于千古！
仲舒少治春秋，为博士，下帷讲诵，三年不窥园，而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及武帝即位，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策问之。仲舒为对，推颂孔子，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此对发之。其辞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
臣谨按《春秋》
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
事在强勉而已矣。
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懈。”《书》云：“茂哉茂哉。”
皆强勉之谓也。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
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着，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藏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
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