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谊《陈政事疏》，开首自陈：“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而《过秦论》
入后亦云：“观之上古，验之当世”
陈古以刺今，亦谊之所以学屈原。《史记·屈原列传》历叙《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是即谊所谓“观之上古，验之当世”也。
不过屈原文繁而辞微，而在贾生，事核而义明，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
世传有贾谊《新书》。
同时有贾山者，颍川人也，议论激切，善指事意。上书文帝，言治乱之道，名曰《至言》，借秦为谕，亦贾生《过秦》之指。
其文去战国未远，疏荡有奇气，而不用绳墨。然语极醇实，不同苏、张之浮夸；气又宏肆，亦异秦文之瘦硬；敷陈往古，掎挈当时，根极理要，而出以博辩，略似《荀子》，而跌宕昭彰过之。
晁错，亦颍川人，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为人峭直刻深。
文帝时，拜太子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是时匈奴强，数寇边，文帝发兵以御之。
而错上书言兵事；言守边备塞，务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复言募民徙塞下，重农贵粟。大抵酌古以御今，指事类情，辨析疏通；然瘦硬而未雄，裁核而不肆，未能如贾山、贾谊之辞气铿訇，使人精神振发，盖于法家为近，而贾山、贾谊则博辩似纵横家。盖贾山、贾谊以儒者而兼纵横，急言竭论，略近孟荀。
而晁错则以法家而兼兵农，开塞耕战，一同商韩。其《重农贵粟书》曰：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损瘠者，以蓄积多而备先具也。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蓄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着，不地着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
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得轻赍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
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贼敛不时，朝令而暮改。
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