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四
阳明先生拈出良知以示人，真可谓扩前圣所未发。盖此良知，即孔子所谓愚夫愚妇皆可与知者，即孟子所谓赤子之心，即佛氏所谓本来面目，即中庸所谓性，即佛氏所谓见性成佛。乃得于禀受之初，从胞胎中带来，一毫不假于外，故其功夫最为切近。阳明既已拈出，学者只须就此处着力，使不失本然之初，便是作圣之功。其或杂以己私，则于夜气清明之时反观内照，而其虚灵不昧之天，必有赧然自愧者。因此渐渐克去，损之又损，而本体自无不具矣。又何必费许多辞说哉？夫讲论愈多，则枝叶日繁，流派日广。枝叶繁而本根萎，流派广则源泉竭。岐路之多，杨朱之所以下泣也，其于理性何益哉？
今世谈理性者，耻言文辞。工文辞者，厌谈理性。斯二者皆非也。盖文以纪记政事，诗以宣畅性情，此古之文词也。后世专工靡曼，若春花艳发，但可以装点景象，于世道元无所补。及其浮艳之极，或至于导欲宣淫。若夫谈理性则玄虚要眇，间有能反观内照，则澄汰之功，于身心不无所补。然其静默之极，遂至于坐忘废务。夫宣淫导欲，过止一身；坐忘废务，祸及家国，而况乎理性未易窥测。苟有毫厘之差，乃所谓以学术杀天下者此也。则亦岂细故哉？故学者莫若留心于经术，夫经术所以经世务，而况乎成性存存之说。精一执中之传，使后世最善谈理性者，亦岂能有加于此哉？
岩下放言云：三代绝学之后，心性之说，唯老庄佛氏窥测一二。其言亦似有见。
昔吕申公当国，申公好禅学，一时缙绅大夫兢事谈禅，当时谓之禅钻。今之仕宦，有教士长民之责者，此皆士风民俗之所表率。苟一倡之于上，则天下之人群趋影附，如醉如狂。然此等之徒，岂皆实心向学，但不过假此以结在上之知，求以济其私耳。浇兢之风，未知所届，既入其笠，又从而招之。在上诸公，恐亦不得逃其责也。
晋人喜谈玄虚，南宋诸公好言理性，卒之典午终于不兢。宋自理宗之后，国势日蹙，而胡虏乘恤，得以肆其窃据之谋。故当时有识者云，遂使神州陆沉，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咎。宋人亦言不讲防秋讲《春秋》，盖深以为失计也。此非所谓游谈妨务祸及家国者耶？或者晋宋当偏安之朝，人主无意恢复，而豪杰之士无以展其所抱，故退处里巷，讲明学术以启迪后进，固无不可。岂有当此盛朝，士地之广，生聚之众，政事之繁多，既委身于国受民社之寄，日勤职业，犹惧不逮，而乃坐糜廪禄，虚冒宠荣，终日空谈，全废政务，岂非圣世之所必诛者哉？
心性之学，吾辈亦当理，盖本源之地，理会得明白，则应事方有分晓；然亦只是自家理会，间所有得，则劄记之以贻同志可也。岂有创立门户，招集无赖之徒，数百为群，亡弃本业，兢事空谈？始于一方，则一方如狂；既而一国效之，则一国如狂；至于天下慕而效之，则天下如狂。正所谓处士横议，惑世诬民，即孔子所诛少正卯。所谓言辨而伪、行僻而坚者，正此类也。其何以能容于圣世耶？
我朝薛文清、吴康斋、陈白沙诸人亦皆讲学，然亦只是同志。薛文清所着《读书"m.kanbaapp点com"录》，康斋、白沙俱有语录。正门人劄记之以贻同志者，何尝招集如许人？唯阳明先生从游者最众。然阳明之学自足耸动人，况阳明不但无妨于职业，当桶罔横水用兵之时，敌人侦知其讲学，不甚设备，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盖用兵则因讲学而用计，行政则讲学兼施于政术。若阳明者真所谓天人，三代以后岂能多见？而后世中才，动辄欲效之。呜呼！几何其不贻讥于当世哉？阳阳同时如湛甘泉者，在南太学时讲学，其门生甚多。后为南宗伯，扬州仪真大盐商亦皆从学。甘泉呼为行窝中门生，此辈到处请托，至今南都人语及之，即以为谈柄。甘泉且然，而况下此者乎？宜乎今之谤议纷纷也。
《庄子》比舜为卷娄。卷娄，羊肉也，以为舜有羶行，故群蚁聚之。今若在外之两司与郡县守令，凡士子之升沉，人家之盛衰，胥此焉系，则又岂但如卷娄而已哉？故今两司郡县诸公，尤不宜讲学，盖以其声势之足以动人，而依倚声势之人进也。夫依倚声势之人进，则持身守正之士远矣。尚何怪乎今世士君子之耻言讲学哉？
今之讲学者，皆以孔子言“有教无类”，又以为佛家言“下下人有上上智”。故云：人人皆可入道讲学，不当择人。是不然，盖孔子亦尝言之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记曰：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夫所谓无类云者，盖指专心求道者而言也。然今世岂有专心求道之人？夫求道者，惟愚鲁之人。其心最专，故最易入道。若曾子竟以鲁得之者是也。今之所当辨者，正惧其智巧过人耳。佛氏谓“下下人者”，亦指混沌未凿者而言，六祖盖混沌未凿者。今之初地人，其能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语耶？正以今世无不凿之人故也。是恶可以不择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