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时候，应该看三代（夏、商、周）以前的人物的学识、气度和作用。汉朝的人粗陋肤浅，读了染着世俗；宋朝人局谨狭隘，看了2
便落入迂腐，怎么能够认识三代（夏、商、周）以前的情况呢？
谁是谁非，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旁观者难免有所看不全面而理会其心愿，更何况局外人，时隔几百上千年了？那种没有丝毫微暇的赞誉，吹毛求疵的诋毁，都是评判者个人的爱憎。他所喜爱或憎恨的，都是由于恩、怨的缘故。所以说作历史容易，信历史难。
或许有人会问：”这个人怎么样？“回答是：”可以称得上英雄豪杰，但不能称为正人君子。“又问道：”那个人怎么样？“回答是：”可以称作正人君子，但不能称作达节通儒。“其实，达节通儒就是正人君子中的英雄豪杰。
名与实如同形与影。没有实的名，是造物主极为忌讳的，而虚荣的人贪图那样的虚名，固持修养的人则加以避讳。”遗阁牛羊，亳众往耕“,好像没有这样一回事。圣人虽然尽力教化众人，但也没有不以诚心交教邻国。夏犲时代葛国并不是汤的属国，问其为什么不进行祭祀，才知道没有牛羊作为贡献的牺牲了。亳国的牛羊，怎么可以常常放在葛伯那里作为牺牲呢？葛国真的没有牛羊吗？有亳国的众人，自己耕种都来不及，而又去为葛国耕种，这不是后来沽名钓誉者编造的吗？葛国虽然很小，但也是先王所建立的国家，怎么会连牛羊都没有呢？既可以供而不祭，应当加以劝谕。还可以告到天子那里，以讨其罪过。怎么至于送他们牛羊而要他们为自己耕种呢？当然也可以不告诉天子而了、灭亡其国家，可以不教化它，怎么会自己代替其祭祀而奔劳呢？否则，则添加了对方的罪过。而自己得到了借口。那么亳伯（国王）是假仁假义而事实上怀有贪婪之心才那样做的。孟子的这些话，不就像说刘太王贪财好色一样吗？
汉朝以后儒家学者的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厚古薄今。他们认为，现在的人们见识不如古代了。在世风的适宜、趋势的变化、礼仪的起用，现代人也有胜过古代人的地方。在夏代，称二帝（尧、舜）为古代；在殷商时代，称夏代是古代；在周代，称殷商是古代。其实所谓”文为三代不相祖述“,明达的人确实认为如此。宋朝的儒家崇尚古代，也不考虑古代的真伪和现代的是非。比如祭祀的事，古代的人席地而坐而不便于饮食，所以喜爱用蒌莄等装豆，其器皿都很高。现在在祭祀的时候，也沿用古代的祭器，哪里还带蒌莄等器物了？古代的人只有墓而没有坟，埋掉以后就找不到了，因此那时没有墓祭。后来的人把父母埋入坟墓，建成一高耸的土丘，如今舍弃儿女们能看得见的墓而去敬拜数寸高的木牌，可以吗？如此看来墓祭是不可以取代的。像这样的事情枚不胜举，都是古代的人所讥笑的。假使古代的人生活在今天，他们也不会那样去做的。
对儒家学者而言，唯建功立业是困难的事情。自古儒家学者成名，大都靠着书立说，别人也没有完全将其理论付诸于实践检验，恐怕付诸于实际检验以后就是没有歪曲其意，到头来不以失败告终而狼狈不堪者，也一定是少数。
白话呻吟语卷五书集
外篇白话呻吟语卷五治道在朝廷，首先应该培养正气；于民间，应本着颐养元气的原则。能够使贤人和君子没有忧郁的言论，就证明正气已经得到了培植，能够使黎民百姓没有怨诽的言论，那么就证明元气已经很巩固。这是历代帝王确保天下太平的首要方法。
在天地四方之内，有一事一物相互争夺欺凌，不安常乐业，就难以成为亲和世界；有个别男女怨恨愤懑，自己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就难以成为太平世界。
天下的万事万物，都应该讲求实用价值。所谓实用就是与自己身心有得、失、损、益的关系。凡是一切不急用的东西，凡是一切供消遣娱乐的物品，都是不实用的，而愚昧的人们竟然放弃实用的东西而去追求那些根本不实用的虚浮东西。真是太可悲了！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天下，必须要首先革除那些伪饰虚文，严厉杜绝狡诈投机的行为。
如果当事的人处理一件公文，只是寻找过去的惯例，沿循鄙陋的规章，只要用一本陈年旧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