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只要雷厉风行，自己就会有很大益处，下级省了很大的负担，民众也省了很多的劳苦费用。
自从得到委托以后，每天做的是朝廷的官吏，执行的是朝廷的法律，干的是朝廷的事情。荣辱取决于帝王，爱憎取决于他人，进退取决于自己。现在的卑俚之处在于，把官当成了自己家的官，因此什么事情都不顾虑，只是要保全自己的地位，保持自己的尊严。这样作尽管是不好的，但只要能够把它认识透彻，也还算能做一半儿官。
像锋利的矛而杆是秫姬做的，金制的箭而弓是秫姬做的，即便有像周代那样的法律，也没有奉行的人，那么典训又有什么用呢？
二帝三王（帝尧、帝舜、夏禹、商汤王、周武王）的功绩和事业，原来也并不难做，只是人们没有注意罢了。就像遥望万丈的高峰，是那么巍峨，其实它只是表面上逶迤，顶上并不陡峭，不信只要试一试就知道了。
用油来洗油漆，用灰来洗污迹，用腻子来洗油，用小人来治小人，这是古今绝妙的方法。过去有几个人懂得这个道理呢？因此说以君子来去除小人，是正当的整治之法。正当的整治是堂堂皇皇地进行，而巧妙的方法却有深奥的机巧。这深奥的机巧，除非圣人才能够运用得当。
在任用官吏时不出偏差，不使用慵懒懦弱而无能的人。可是有些长厚之人却误国害民，尽提拔培植那样的庸才，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曾经辅佐司寇（即刑部尚书，为六卿之一，主管邢狱）一段时间，有的犯人罪极可恨，但按照法律不够判刑罚，司法官员就打算牵强附会某条法律予以从重判决，我说这样做不可以的。司法官员说：“这并非出于个人的憎恶，而是为了惩罚那些邪恶的行为。”我说：“你说并非出于个人的憎恶么？你现在以公众的憎恶而轻视法律，怎么知道以后就不会以个人的憎恶而轻视法律呢？司法部门只应该以法律为准绳，司法官员只应该坚决执行法律，你应该慎重考虑！”有一个圣人在这里，与十个人争论，圣人的论点是正确的，十个人坚持各自的见解，分不出高低上下。旁观者有认为圣人正确的，也有认为十人观点是正确的，一时不能够确定下来。必须等到有另一个圣人来，才会肯定圣人的论点；而那十个人和旁观者，也未必会成为圣人，而肯定圣人的论点的人也未必是圣人，然而是非又怎么能够取决于他们呢？“吴天”一诗中，诗人怨恨帝王被奸邪谋策所迷惑，不能够断然从善。唉！对方是帝王，未必不以邪谋为了正大的谋划，为了先代民众之经典，为了长远的利益。当时在朝廷任职的官员，又怎么不知道大夫为邪念机谋，为了眼前的即得利益呢？因此帝王常常衡量两端的见解择中而行，必须有圣人在帝王的地位，坚持独到的见解；或者必须有圣人有父师尊严，诚挚信义，否则人们众说纷纭，心境不一，下级官员胡乱指点评论，上级官员犹豫不决，泄露机密，谁能够禁止得了？谁能够使之稳定呢？
草率、株连、拘留、监禁、取保、拖延、粗审、照提，这八种情况，是司法情形最忌讳的，仁善的人则加以隐晦。作为官员对此应该特别慎重。
关于造福民众的政策，孟子说：“年迈的人有衣服和食品，黎民百姓没有饥寒交迫。”韩非子说：“和寡孤独，以及残废的人，都可以得到供养就好”.关于教育民众的方法，孟子说：“任命契（舜臣商代之祖先）为司徒，教育人们伦理道德，父子有亲情，君臣有义理，夫妇有尊卑，长幼有次序，朋友有信誉。”放勋（帝尧）说：“劳动、收获、匡扶、正直、辅助、帮助，使民众各有所得，又能够因此而振作德行。”《书。洪范》说：“没有偏颇陡坡，遵守帝王的义理。没有偏好欲望，遵守帝王的道理。没有奸邪的恶念，遵守帝王的道路。没有结党营私，帝王之道坦荡无比，没有反复无常，帝王之道正直。从什么地方得到的，仍要归于什么地方就好”我常常再三读这些话，再三重复这些话，就会常常叹息。唉！现在的民众，就与古代的民众不一样了吗？现在的道理，难道也同古代不一样了吗？是不是世道已经变化，再也不能够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了吗？还是古代的人德行无比高尚，现在的人们不能够达到呢？难道我们的身体比古代的人有什么缺陷吗？还是贪图地位财产而曲身辅佐权势呢？如果天地四方的情形都是这样的话，简直是对自己的侮辱，厚着脸皮凌驾于万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