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政治有总的原则。如果总的原则已经确立，那么一些小节，就可以另当别论，用来辅助总的原则，当然也不能变化无常。比如总的原则是以仁善的恩惠等待民众。然而对于那些罪恶极大的罪犯判以重刑，这时等待总的原则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尊重知识分子，是总的原则，然而对于那些淫肆不检点的人严格处置。这时尊重知识分子总的原则也没有改变。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原则地实行宽大的政策，那么就会纵容邪恶和弊习，结果使其形成一股势力，危害民众的仁善概念，这不是正确的方法，其原因是不能够坚持总原则的缘故。
搞政治应该首先扶持世间的教化（道德风尚）。作为统治者的一举一动，就会影响世间等待道德风尚观念评价的改变。倘若不管总的原则，固执一时的偏见，虽然在一件事上或许能够侥幸成功，但是对于世间道德风尚的坏影响极大，这就是常说的扰乱常规的政治。历代的帝王对此是极为重视的。
人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事物是逐渐形成的，而天下最应该警惕的，就是这种逐渐形成的情况。逐渐是从一件事情的开始发生的，即便是君子也常常不留意。有人说应该从那时开始预防，然而即便是君子可能也会认为是迂腐。其实形成难以挽回的局面，天地圣人也对此没有办法，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就是由积少成多开始的。周王与郑国国君相互指责，如果出于偶然，天子虽然很软弱胆小，也必然有忧愤怨恨，那么诸侯即便再横行霸道，又怎么敢萌生其它念头呢？由于逐渐积累而成，人们就几乎没有察觉有什么变化，以至人们人们觉得一千里还很遥远，岂不知一千里是一步一步积累而成的。因此对于阒然的变化世间人们就会感到震惊。光明正大，坚持原则，不允许有丝毫偏差的地方，这就是防微杜渐的方法。
君子对于道德风尚，应该尊重古代帝王的礼仪，不应该妄开事端而助长恶习的潜移默化。比如当没有贵族家的漆器而只有金玉，就想办法在其上镂刻不已；普通人不能穿官礼服，就想方设法置办锦被球囊。当民众穷苦的时候就会产生没有任何顾忌的盗贼，即便使用在严酷的刑罚也不能够将其制服。因此君子对事情的开端极为注意，不开人情的起端而纵容小人贪得无厌的欲望。
作为统治者制订的法度，凡是要流传天下后代的，最不应该草率，如果草率，推行的时候就会遇到阻碍；同时也最不应该含糊不清，如果含糊不清，那么实行的人就会任意根据自己的喜好加以发挥；最不应该有遗漏的地方，如果有遗漏的地方，那么在治理的过程中就没有根据，而实行者就可以随便以自己的观点独断专行。
奠定基础树立法准的，是为了千年的统治；改弦易辙的，是为了百年的统治；振兴百废弥补弊端的，是为了十年的统治；粉饰太平掩饰腐败的，只是一时的权宜之策。如果长期如此苟且下去，那么必然会更加衰败，推波助澜，其势不可收拾。有卓越远见的人，是可以预先审度那样的情形发生。
气势和世运忌讳过于丰盈，因此不应该使天下的趋势过于丰盈。对于过于丰盈的趋势，就应该使其消损。那些飞来的横祸，遽然的幽怨，并不是一时一刻积累的，只是逐渐形成丰盈的势头。凡是势头过于丰盈的，没有不损伤自己。拿着装满酒的酒杯者，慢慢走倒不如开始的时候少倒一点酒。
势力微弱的给予校正，势力强大的给予任从。任从微弱的就会使其变成强大的，而要校正强大的则会适得其反，天地万物、各种人事没有例外的。因此校正微弱的任从强大的，都是为了禁止。这是二帝（帝尧、帝舜）三王（夏禹、商汤王、周文王）的统治方法。
圣人治理天下，常常使天下的人们精神奋发，意念收敛。奋发则民众就会没有荒废的事业，因而军队有充足的供应，意气蓬勃，任何人都可以为国效力，当国家需要的时候都可以为国捐躯。敛束则民众没有邪恶的行径，这样就会注重名誉、家庭、修养。世道达到大治则礼仪和法令就便于实行，即便是国势衰弱也不会有盗贼的骚扰。后代的民众过于放肆怠惰。臣子和民众的放肆怠惰，正是英明的君主甚为担忧的事情。
能够统治天下的，只有精神、品德、恩惠、威严。精神没有言词和行为，可是对于人们的影响极大。品德使人们有对于荣誉和喜好id
共同价值观，这样就会有统一的管理方法。恩惠是民众有所收获，威严使民众遵守法律。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办法统治民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