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子薛伯杞伯
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而子也，贬之乎？原注滕子来朝，张无垢、胡康侯谓贬其朝桓。杨氏曰贬其朝桓最迂。贬之者，人之可也，名之可也。至于名尽之矣，降其爵非情也。古之天下犹今也。崔呈秀、魏广微，天下之人无字之者，言及之则名之，名之者恶之也，恶之则名之焉尽之矣。若降其少师而为太子少师，降其尚书而为侍郎、郎中、员外，虽童子亦知其不可矣。然则三国之降焉何？沙随程氏以为是三国者，皆微困于诸侯之政而自贬焉。原注孙明复已有此说，伊川春秋传略同。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子产争承曰，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哀公十三年黄池之会，子服景伯曰，鲁赋于吴八百乘，若为子男，则将半邾以属于吴，而如邾以事晋。皆其证也。春秋之世，卫称公矣。及其末也，贬而侯，贬而君。原注史记卫世家，昭公时，三晋强。卫如小侯，属之。成侯十六年，卫更贬号曰侯。嗣君五年，更贬号曰君。此着于史记而后人尚有不知者。高诱解吕氏春秋卫嗣君曰，秦贬其号为君。夫滕、薛、杞犹是也，原注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定公元年，城成周，宋仲几曰，滕、薛、郳，吾役也。则不惟自贬，且为大国之私属矣。故鲁史因而书之也。
小国贫，则滕、薛、杞降而称伯、称子；大国强，则齐世子光列于莒、邾、滕、薛、杞、小邾上，原注齐世子光八会诸侯，其五会并序诸侯之下。至襄公十年伐郑之会，在滕、薛、杞、小邾上。十一年再会，又进在莒、邾上。时为之也。左氏谓以先至而进之，亦托辞焉尔。
阙文
桓公四年、七年阙秋冬二时，定公十四年阙冬一时，原注公羊庄公十年阙冬十月。昭公十年十二月无冬，僖公二十八年冬无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无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无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无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甲戌有日而无事，皆春秋之阙文，后人之脱漏也。原注庄公二十二年夏五月无事，而不书首月，杜氏释例以为阙谬。谷梁有桓无王之说，窃以为夫子于继隐之后而书公即位，则桓之志见矣，奚待去其王以为贬邪？
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不书天，阙文也。原注文公五年，王使荣叔归含，且同。若曰以其锡桓而贬之，则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商臣而书楚子，原注文公九年。商人而书齐侯，原注文公十五年。五等之爵无所可贬，孰有贬及于天王邪？
僖公元年，夫人氏之丧至自齐，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不言氏。此与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公六年仲孙忌不言何同，皆阙文也。圣人之经，平易正大。
邵国贤原注宝。曰，夏五，鲁史之阙文欤？春秋之阙文欤？如谓鲁史之阙文者，笔则笔，削则削，何独阙其所不必疑，以示后世乎？阙其所不必疑以示后世，推不诚伯高之心，是不诚于后世也，圣人岂为之哉。不然，则甲戌、己丑、叔彭生、仲孙忌又何为者？是故夏五，春秋之阙文也，非鲁史之阙文也。
范介儒原注守己。曰纪子伯、郭公、夏五之类，传经者之脱文耳。谓为夫子之阙疑，吾不信已。原注按甲戌、己丑似是鲁史之文，故左传已有再赴之说。顾司业曰春秋文多阙误，三传类多附会，而公谷尤甚。其大者如纪子伯、莒子盟于密，本阙文也，而习公谷者遂谓纪本子爵，后因天子将娶于纪，进爵为侯，加封百里，以广孝敬。汉世因之，凡立后，先封其父为侯，进大司马、大将军，封爵之滥自此始。盖尝推而论之，日食阙书日朔者凡十，本史失之，而谷梁则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案自襄十五年以后，无不书日朔者，岂自此至获麟近百年，总无食于前食于后，而独参差不定于襄以前乎？则谷梁之说非也。外诸侯卒，阙书名者凡十，亦史失之。而左氏则曰，不书名，未同盟也。案隐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而八年宿男卒不名。成十三年，滕会诸侯同伐秦，而十六年滕子卒不名。杞与鲁结昏，而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不名，则左氏之说非也。夫人不书姜氏，及去姜存氏，去氏存姜者凡四，而左传则曰，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贾逵又云，哀姜杀于罪轻，故但贬去姜。公谷又以出姜不宜成礼于齐，穆姜不宜从夫丧娶，故俱贬去氏。
夫去姜存氏，去氏存姜，既不成词，况文姜、哀姜之罪岂待去其姓氏而明？至夫甥舅之合，事由父母，而必责其问合礼与否，无乃蹈拊骖移臼之讥乎？亦拘固不通甚矣。王不称天者凡六，其三史脱之，其三从省文。而胡氏于锡桓公命，归成风之禭及会葬则云，圣人去天以示贬。夫归仲子之，王已称天矣，岂于前独罪宰亘，而于天王无贬，于此数事又独责天王而于荣召无讥乎？桓五年，三国从王伐郑，此自省文尔，与公朝于王所同义。而胡氏以为桓王失于讨，岂朝于王所，不责诸侯，而反责王乎？必以桓十四年不书王，为责桓元王，则宣亦篡弑，何以书王？必以桓四年、七年不书秋冬为责王失刑，则昭十年不书冬，定十四年不书冬，又何以说？秦伐晋、郑伐许、晋代鲜虞，皆是偶阙人字，而公谷以为狄之。夫秦且无论，晋之罪莫大于助乱臣立君。襄十四年，会孙林父于戚以定卫，当日不闻狄，晋郑伯射王中肩，未尝有微词示贬，而沾沾责其伐许、伐鲜虞，亦可谓舍其大而图其细矣。凡此皆公谷倡之，而后来诸儒如孔氏颖达、啖氏助、赵氏匡、陆氏淳、孙氏复、刘氏敞亦既辨之矣，而复大炽于宋之中叶者，盖亦有故焉。自诸儒攻击三传，王介甫遂目春秋为断烂朝报，不列学宫。文定反之，矫枉过正，遂举圣经之断阙不全者，皆以为精义所存，复理公谷之故说。而吕氏东莱、叶氏少蕴、张氏元德诸儒俱从之。由是春秋稍明于唐以后者，复晦昧于宋之南渡，岂非势之相激使然哉！愚故浏览诸家之说，于南渡以后兼取黄氏仲炎、吕氏大圭、程氏端学、俞氏皋、齐氏履谦五家，列阙文凡百有余条，俾学者于此不复强求其可通，则于诸儒支离穿凿之论亦扫除过半矣。汝成案顾氏论辨颇通辟，然不达二家义例，殊失微言。事有窒阂，辄归阙之，则益张南宋来师心武断说矣。惠侍读曰诸侯或日卒，或月卒，或时卒，公谷二传皆有说。其以二日卒者，惟桓五年陈侯鲍而已。是时陈乱，故再赴。再赴者，一告乱，一告丧也。春秋惟一书王室乱。列国来告乱，则直书其事，而不书乱，书乱则嫌与王室同。且书乱则不日，以乱非一朝一夕之事。故惟弑君日，余不日。两书日则非乱明矣。或曰，两日之间有阙文。吾未之前闻也。公羊谓，以两日卒之，也，以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考死即尸，汉书读为尸，谓有狂易之病，蜚亡而死，己丑日乃得其尸也。故春秋如其再赴之日书之，盖言君死不得其日，所以辜其臣也。汝成案谷梁传云，不知死之日，故举二日以包也。即此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