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长还重视《古事记》，甩30余年岁月写成《古事记传》。他相信《古事记》所记载的是事实，对他来说，《古事记》所传的“天照大神之道”及“天皇统治天卞之道”曾是实有其事的世界，要从那里追求人生的理想。
平田驾胤(公元1776年—公元1843年)是宣长的私淑弟子，他发展了宣长的复古主义，反对儒者崇拜中国，批判“唐虞禅让”和“汤武放伐”的思想，强调日本古史上尊神忠君，爱妻育子之情就是日本胜于万国的“古道”。他又发挥“复古神道”的思想。幕末民族危机和革命浪潮下，他这种国家主义的尊王攘夷论在农村中竞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实践思想，对下级武士及豪农阶层影响很大，在倒幕维新运动中起了—定的作用。
2．折衷学和考证学随着古学营园学派[注71]的停滞不前，代之而起的是既反对狙株古文辞学的烦琐注释，又对抗朱、王性理之学的空疏，主张折衷取舍各派优劣，来理解儒家经书本义的折衷学派。代表人物是片山兼山(公元1770年—公元1782年)和井上金峨(公元1732年—公元1784年)。
他们折衷汉唐训访与宋明义理，尊祟中唐、晚唐的诗，韩、柳、欧、苏的文，以清新流畅为主，力排古文辞学派。当时皆川漠园(公元1734年—公元1807年)也具有这一倾向。三人以后，有山本北山(公元1752年—公元1812年)、太田锦城(公元1765年—公元1825年)、松崎谦堂(公元1771年—公元1894年)、狩谷掖斋(公元1775年—公元1835年)、安井息轩(公元1799年—公元1976年)等。他们学术上缺乏独立思考，但在古学和清代乾嘉考证学影响下(见第14章第2节)，精于对文献作实证的研究，相反地忽视规律的探索。这种治学方法到明治以后，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结合，构成日本学院派史学的基础，直至今日。
3．史学由于国学和考证学的发达，从事史料学和史学的学者不断涌现。如搞保己一(公元1746年—公元1821年)搜集古书，在江户开设“和学讲谈所”，校订编成日本最大的类书或史料集成《群书类丛》正续编共25类，1500余卷。[注72]此书网罗了日本最贵重的文化史料，也是日本古今最庞大的一种丛书。又编辑了《武家名目抄》381册。[注73]
伴信友(公元1773年—公元1846年)著书120部。他的《比古婆衣》(根苗)一书就有正续20卷，集录了有关日本古代文史的考证。狩谷掖斋精金石文，著有《本朝度量衡考》、《笺注倭名类聚抄》等书。广岛藩儒者赖山阳(公元1780年—公元1832年)工汉诗文，著《日本外史》。它是一种模仿《史记》列传体的武家时代史[注74]，对幕末勤王运动影响很大。又著《日本政记》6卷，它是一种史论性的编年体政治史。
[1]原作“末期养子制”，德川时代武家为避免绝嗣而被剥夺武士身份，临终时得请立义子继承家格的制度。
[2]侧用人是将军侧近的侍臣，担任将军和者中、若年寄之间的联络，位低于若年寄，但得到将军的信任，便容易攀权。
[3]纲吉不但命林信笃、柳绎吉保等讲经书，还自己主讲四书、易经，多达200余次。
[4]高家是德川幕府官职名，攀管典礼，如幕府仪式、朝幕间礼仪、参拜神社等。
[5)《爱护生类令》，1687年连续颁布2次，纲吉在世时实行20余年。
[6]获原将金币搀银铜，银币搀铜锡，铜钱搀铁锡。改铸后滥发达种恶币，造成通货膨胀。
[7]田中丘隅：《民间省要》，《日本经济丛书》第l卷第280—284页。
[8]林基：《百姓一揆的传统》，新评论社，1955。
[9]井上清，深谷进等：《日本农民运动史》第4页，三联书店，1957。
[10]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198—199页。
[11]小野正雄：《江户的捣毁暴动》，佐佐木润之介：《日本民众的历史》第4卷第48页，三省堂，1974。
[12]同上书第55—59页。
[13]据最近研究结果，昌益生于元禄16年(1703)，死于宝历12年(1762)。见寺尾玉郎：《安藤昌益的斗争》第7—8页，农山渔村文化协会，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