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学具有的科学精神，特别是民间洋学者对幕政和朱子学的批判，当然引起封建统治者的嫉视。从松平定信“宽政异学之禁”，也对准洋学一事，已足说明。公元1828年发生了西博尔德事件。[注44]与此事件有关的兰学者、天文地理学家高桥景保(公元1785年—公元1829年)在所著《英国人性情志》序中客观地介绍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说：“(英国)自中古改革以来，政刑法典皆由举国付议成立，王亦不能违背。盖政法乃国家之政法，非王之政法，虽极权贵之威，亦不足以彻其下。反以听从人民得益，以下民挫权贵之威为高尚，虽有君臣上下之别，其实则若无。”这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见解，但公元1828年因与西博尔德交换地图而被幕府问罪，死于狱中。从此日本更加强了洋学之禁。
西博尔德的弟子高野长英(公元1793年—公元1841年)在江户同三河田原的家老渡边华山(公元1793年—公元1841年)组织“尚齿会”研究洋学。公元1837年发生摩理逊号事件[注45]，他们闻讯后，认为当时情况下不应攘夷。长英著《梦物语》，华山著《慎机论》，主张开国。公元1839年被幕府投狱，两人先后自杀，史称“蛮社(洋学党)之狱”。由于这种情形，洋学对于锁国下的日本，虽扩展了人民的视野，推进日本科学技术的进步，并由此逐步打破了封建神秘的世界观，但由于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萌芽还很幼弱，兰学的传播限于科技方面，又只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因此随着幕府思想统制的加强和攘夷思想的影响，使洋学不能得到发展，特别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和革命学说更难以传入日本。除了安藤昌益、高桥景保等极少数突出的思想家受过兰学进步思想的影响外，广大知识界中只能象佐久间象山(公元1811年—公元1864年)倡说“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注46]那样，与当时中国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大体相同，都不能越出后进国家改良主义的限界。
二、经世学家与富国强兵思想德川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达和兰学的影响，从儒学中分化出一部分注意社会经济，企图打开封建危机的学者。早在我国清代后其经世学家魏源(公元1794年—公元1856年)出生百余年前，日本就出现了熊泽番山(公元1619年—公元1691年)、太宰春台(公元1680年—公元1747年)那样一些钻研经济问提，提出具体政策的所谓经世论者。当时“经济”还只是“经世济民”一词的略语，具有今日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意义，儒家从来主张重农抑商，熊泽则认为“放行仁政于天下，不富有则徒善耳”。(《大学或问》)太宰更主张商品货币流通，开垦土地，奖励土特产的生产，积极兴利，坚持“以富因为本，国富兵亦易强”[注47]的重商主义思想。
越后浪人出身的经世论者本多利明(公元1744年—公元1821年)在兰学影响下，著《经世秘策》、《西域物语》。他主张日本应在统一君主下，发展生产，进行对外贸易，开发诸岛(北海道、库页岛等)，侵占堪察加，建设一个理想的“大日本”国。设郡县制，不论身份，凡字众望者就任为官吏。他斥责封建剥削政策，反对排外，赞美荷兰等亩方国家，指出他们所以文明，是由于不是日本那样的“武国”，没有身分制和割据势力，全国统一，平民议论政治，“对政务非常审慎”。他这种观点很接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所主张的“大日本”国，就是要仿效荷兰这样的国家来建设。
秋田的经世济民思想家佐藤信渊(公元1769年—公元1851年)，青年时代研究兰学，历游长崎、大坂，足迹几遍全国。晚年大量著述，宣扬空想的社会改革学说：废除诸侯武士割据及身份制，使日本成为统—君主国；土地物产国有，农工商业国营6人民分担“草、树、矿、匠、贾、佣、舟、渔”八种职业(“八民”)，常备军从“八民”征集；老幼无靠者国家抚养；有才能者免费受各级教育；国务由大学毕业生担任。[注48]他认为“封建世禄之士”，身心萎靡；进行近代战争，个人武艺更失意义。农民则有勇有力，所以应采征兵制。[注49]他劝诸侯学西方军事，研究农业技术，殖产兴业。他还主张发动侵略世界的战争，“统一字内”，“万国君长，皆为臣仆”[注50]。
佐藤与本多两人思想相通，都主张建立统一国家，向海外侵略，肯定商业资本，批判封建社会，但又不主张推翻它。这只是一种企图修正封建制度的改良思想。
出身丹后宫津藩士家的海保青陵(公元1755年—公元1817年)也是经世学家。他游历各地，对诸侯、盯人、富农讲藩财政的商业化，武士的町人化，以及繁荣商业的术策。著有《万屋谈》、《升小谈》、《稽古谈》等书。他强调合理主义，说“人间没有理(以)外之事”；重视商品经济，说人生万事都是商业交易，无论诸侯和武士，领主和农民的关系，都是一种买卖关系。诸侯武士，必须用商人兴利之法使国家富裕，藩营专卖或家庭工业就是营利之法。要实行这一经济政策，必须采取“简法严刑”，加强诸侯的统治力量。[注51]
三、天保农民起义从天保元年(公元1830年)起，农业连年歉收，尤以1835、1836年为严重。全国农产品收获量不足常年的40％，东北、奥羽受害最大。而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正象大盐平八郎起义檄文说的，“达官要人之间，贿赂公行，甚至不顾道德仁义，以内室裙带之缘，奔走钻营，得瘫重任。求一人一家之私肥，课领内百姓以重币。多年来百姓于年贡诸役，本已极难应付，今再遭搜刮，民用日益枯竭………下民之怨，告诉无门，遂相率成乱。”[注52]
据黑正岩《农民起义年表》统计；天保14年时间，农民起义每年平均为11．21次，其中1833年56次，1836年67次。规模大者有：天保2年(公元1831年)长州藩农民反对“国产会所”[注53]的暴动；天保4年(公元1833年)姬路藩7000农民反对米价高涨的暴动；天保5年(公元1834年)陆中、陆奥的八户领6000农民要求减轻租税反对重税的斗争(强诉)；天保7年(公元1836年)甲州郡内因歉收米价高涨，农民掀起暴动。暴动从7月开始，起义农民手持武器，捣毁粮店、典当、绸缎庄、布庄等500所，参加起义的农民达1．8万至1．9万人。
天保13年(公元1842年)近江起义规模最大，4万农民反对清丈土地，手持竹枪、镰刀进行战斗。幕府勘定(财务官)市野茂三郎最后被迫答应延期清丈。当统治者质问农民为什么暴动时，农民答道：“为免遭非命……披星戴月，日夜勤耕，还不足以养父母妻子。几年来，一再丈地，更陷于穷困，今又来清丈，若听之任之，只有饿死一途。”[注54]可见农民对官府的掠夺，已到无法忍受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