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自南北朗以来被称作“国人”、“国众”的是一些在乡武士领主，他们为保住自己的领主权，进而排除庄园制下层层瓜分年贡的体制，把提供实物租的农民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发展自己的势力，而和守护对立。同守护大名这种外来者不同，他们或者有着久远的开发领主宗谱，或者镰仓以来就作为地头而一直定居该地。为了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他们曾致力于开垦耕地，整备水路，讲求灾害对策，建设市场，使其领地成为该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把农民紧紧控制在其经济圈内。[注1]为了共同抵御守护大名及其代理人“守护代”的介入，邻近的国人领主往往联合起来，形成新的武士团。南北朝内乱期这种联合体非常多，曾以种种名称(“白族一揆”、“赤旗一揆”、“花一揆”、“雨一揆”，“儿玉党”、“横山党’、“松浦党”等等)出现。后来守护大名终以幕府权力为后盾，软硬兼施地把不少国人领主编入自己的家臣团，得以在领国行使权力，形成守护领国制。但根基不牢；敌对的国人势力始终在潜伏着，集结着，酝酿着“地震”。随着农民运动的兴起，国人反守护的活动遂又公开化。但是，这时他们很少以单独的暴动形式出现，而总是采取个别地参加到农民起义队伍中去的形式，或采取同农民联合举行起义的形式。
二、“应仁战乱”与战国时代的出现面临往往有国人参加的农民起义的威胁，守护大名之间以及在各守护大名家族内部逐渐分成两派，相互斗争。在维持守护领国的统治上，是继续利用庄园制这种形式，还是利用已经成为乡村中心势力的那些否定庄园制的国人领主?一般说来，这是两派斗争的关键性问题。而这种斗争往往表现为守护家的继嗣之争。15世纪40至50年代，信浓国的小笠原、加贺国的高铿，以及斯波、自山等各家的内辽情形具有代表性。这些内杠已经不是局限在各自国内的纠纷，而是发展成把邻国卷进去的大纷争。全国性大名间的斗争不久也波及幕府。当时幕府内部发生了将军职位之争，是交给义政的养子义亲还是交给义政之妻日野富于刚刚生下的义尚?以此为开端，山名宗全和细川胜元分成两派，再加上田山、斯波两家内部之争，就开始了“应仁之乱”(公元1467年，即应仁元年)。日本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守护大名分成两派，都卷入这场战争。25万大军以京都为主要战场，在全国各地混战，历时11年。就在此时，各大名领国内的农民起义复又频发，国人、家臣叛乱事件迭牟，守护们不得不急忙回国，纫川、山名双方也就在胜负末分的情况下，于文明9年(公元1477年)基本上结束了战争。
这场战乱使京都几乎变成废墟。战乱中义政将其将军职让给儿子义尚，隐退东山山庄，在此建造豪华的“银阁”，饮宴取乐。新将军义尚更无权威，其戚令不出山城一国。将军权力的削弱更促进了庄园领主的没落；公卿贵族、僧侣等旧统治阶级丧失收入来源，有不少只好下乡乞食地方大名门下。而回到领国的守护大名，其统治地位或面临被守护代及有力家臣取代的境地，或已被取代。新型大名——战国大名在所谓“下克上”的动乱中代之而起。日本历史便从“应仁之乱”起进入室町后期，即战国时代。
三、山城国农民、国人的联合起义“应仁之乱”虽已过去，但是成为这场大乱导火线的田山家内部两派之争并未结束，田山义就对田山政长之战在山城、大和、河内一带继续进行。1480年在丹波、山城、大和及播磨等地同时发生农民起义，而于这年下半年发生的两次京都人民起义尤为激烈。这一年幕府在京都7个入口处又设关卡，激起京郊农民和以“马借”为中心的运输工人及手工业者等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概。他们以起义一举赢得了新设关卡之废除，并且袭击了“酒屋”和“土仓”。文明14年(公元1482年)田山两军的战场转移到以山城国南部为中心的一带，致使这一带的农业生产道到破坏，居民负担加重。文明17年(公元1485年)7月，大和农民发动起义，以“大和国物心(总)百姓等”的名义向各庄园领主要求“德政”，即要求免除年贡的未纳部分，声言如不答应要求，来年将放弃一切耕作。从7月末起，在近江、山城、京都也爆发了同类起义。这些起义都有国人(在乡武士领主)参加。
就在这斗争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同年年底爆发了威力更大的山城国南部农民同国人的联合起义。12月1日，这里“上自60岁下至15岁之国人举行大集会，国内土民(农民)亦举行大集会，各自做出决议，要求(田山两军)撤退”[注2]国人、农民的决议发出后，田山两军很快撤出山城国南部。6天后，国人36名代表提出管理南山城的三大施政方针：1．田山双方都不得进入山城国；2．本所领(寺社、公家领)要由寺社、本所(公家)知行，一如从前；3．不设新关卡。[注3]12月24日，国人代表对上述第二项又做了如下补充规定：“诸本所领须由本所直接支配，尤其大和及其他诸国之人不得进入国内(南山城)充任代官；庄民不得滞纳应交给寺社、本所之年贡。”[注4]文明18年(公元1486年)12月13日，在宇治平等院召开国人大会。大会追认三大施政方针，并确定由这36名组成的代表机构为最高决策机关，代表们按月轮流处理政务(“物心国月行事”)。这个被称为“山城物心国”的新政权将本所领所得年贡的一半(“年贡半济”)作为政权经费来源，从而行使了守护的职权。
四、“山城物心(总)国”政权的性质36名代表中有不少原是各庄园庄官级土豪。[注5]最初国人之所以联合农民，目的无非是要借农民之力赶走守护势力，取代守护、庄园领主而实行对农民的统治。但是他们又不能完全无视农民的基本要求，这在施政方针的第二、三项都有所反映，尤其本所领地由本所直接支配是苦于代官苛敛诛求的百姓名主的迫切希望。作为补充规定的后半段内容则毫不掩饰地表明了国人的目的：拒绝其他国出身的人充任这里庄园代官，是为了恢复他们自己的庄官地位；在这里庄园领主的统治早已有名无实的情况下规定农民必须向寺社、本所交纳年贡，实际上就是要以法律形式保证这些国人对农民的掠夺。此后把持政权的国人日益把依靠农民力量建立起来的政权变为统治农民的工具。明应元年(公元1492年)2月幕府任命伊势贞宗为山城国守护，这又导致国人内部的对立。反守护进驻派据守稻八妻城，但旋被守护军击败，维持了8年的南山城自治政府至此告终。这个自治政府虽然由于脱离了农民而垮台，但它的建立确实是农民斗争的产物，标志着农民的反封建斗争进入新阶段，即进入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农民战争时期。
一向宗农民战争
一、一向宗的兴盛所谓一向宗农民战争(“一向一揆”)，总的说来，就是以农民为整体的、包括有寺院僧侣和国人参加并参与领导的净土宗本愿寺派信徒发动的反封建武装起义，其目标是夺取地方政权。它发生在本愿寺教团大幅度发展的时期和地区。
一向宗的大发展，从时间看是在南北朝动乱期之后迄室町后期之际，从地区看主要是在近锅一带、北陆地方(加贺、越中、能登、越前)、东海地方(三河、尾张、美浓)、越中美浓接壤的飞蝉地方以及中国地方(安艺、播磨、备前、备中)。这些地区大部分属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进地区和中间地区。一向宗发展的时期正好是“物心村”在这些地区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可以说它正是以“物心村”的农民作为社会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注6]在很长时期内一向宗主要体现为它的主要流派本愿寺派和佛光寺派的发展。这些流派形成于亲鸳死后，它们适应人们的精神需要采用新的传教方法。佛光寺派宣扬说，一旦人的名字记在名簿上，他就得以“往生极乐”，并且倡言念佛可愈病，摆脱贫困，获得现世幸福。因此佛光寺派等流派获得渴望现世幸福的人民群众欢迎，广为传播。相反，摈斥此说，自认为拥有亲鸳祖庙而以正统派自居的本愿寺派则发展缓慢。及至第八代法主莲如(公元1415年—公元1499年)采纳上述说教并亲作宣传后，一向宗各派僧侣、门徒很多转归本愿寺派，本愿寺教团在上述各地才有了飞跃发展，时当应仁之乱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