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神天皇16年(285)，五经博士王仁从百济到日本，献郑玄注的《论语》10卷和《干字文》1卷。王仁到日之后，应神天皇的太子茧道稚郎子拜他为师，学习中国典籍。继王仁之后，百济的五经博士纷纷到日。如继体天皇7年(513)段杨尔到日；继体天皇10年(516)高安茂到代替段杨尔。钦明天皇15年(554)王柳贵到B5代替固德马丁安。随王柳贵到日的还有易博士施镕王道良、历博士固镕王保孙、医博士奈率王有按陀、采药师施镕潘量丰等人，并献医、卜历、算等书。另外，古坟时代还有大批所谓“归化人”来日。他们都是朝鲜籍汉人，精通汉文；受到日本朝廷的欢迎，任史官或博士，并赐予姓氏。如履中天皇时百济系汉人阿知使主任藏官(出纳)，雄赂天皇时的藏官是弓月君的子孙秦氏，藏部的记录是阿知使主的子孙东汉直和王仁的子孙西文首。这些汉人的后裔均因擅长文笔而为朝廷所用。另外，精通汉文的韩汉人身狭青和接限博德也受到雄赂天皇的重用。这样，汉字汉文在日本上层阶级之间逐步推广。从《宋书?夷蛮传》所载的倭王武(雄略天皇)的表文（注30）来看，当时日本的汉文水平已相当高。此外，从熊本县玉名郡江田村击坟出土的大刀铭文，以及和歌山县桥本市隅田八幡神社收藏的众物画像镜上的铭文也可知当时人的汉文水平。
随着汉字的传入，儒学也传入日本了。儒学是通过汉字传入曲。所以日本一开始学文字就接受了儒学。儒学传入日本后。日本无论在政治思想上还是道德风俗上都受很大的影响。特别在政治思想上，儒学成了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武器，成为施政的主要依据。这点在历代天皇的沼书中表现得最显著，如“君以民为本”，”此益朕政教民于不德”，“天津日嗣之御位，天所授赐”等，都是受中国儒学的影响，后来圣德太子的改革，更充满了儒学思想。
在儒学影响下，朝廷奖励孝道。凡世代孝顺的家庭，便豁免租调，表彰乡里；称作“义家”。在《赋役令》中也规定，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闻名国郡的，要向太政官申报，在乡里问进行表扬，并豁免徭役。而且在风俗上，自儒学传入日本后，异母兄弟姊妹间通婚等俗也渐减。
三、佛教的传入佛教是从中国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百济为了对抗高句丽，和中国南朝友好，同时又和日本结盟。所以佛教自384年由东晋僧侣转入百济之后，又转而传入日本。《扶桑略记》(10世纪前的编年史)中关于司马达从大陆带来佛像的记事是文献上最早关于佛教传入日本的记录。日本继体天皇16年(梁武帝普通3年，公元522年)南朝梁人司马达来到日本，在大和国高市郡板田原建立草席，置佛像进行礼拜。这时候的佛教仅是作为个人信仰的。
《日本书纪》钦明天皇13年(梁元帝承圣元年，552)条记载，这一年百济的圣明王派人到日本，奉献金铜像一尊、幡盖及经论若干，并上表赞扬佛的功德。对日本要不要信奉佛教，钦明天皇难以决定，便令群臣讨论。苏我稻目说要信，物部尾舆、中臣镰子均说不要信。天皇采纳了物部氏和中臣氏的意见，把佛像赐给苏我氏。这是佛教传入日本的正式记录。这个记载多少有些故事性质，不过也反映了佛教开始传入日本的事实。
日本大化改新以前，以氏族制度为其社会基础。政治和经济都以氏族为中心，因此日本人的固有信仰是信仰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氏族神，佛教对固有的民族生活来说是极其异质的，和传统的民族信仰不相容。然而，由于日本社会的发展，氏族制度业已崩溃，统一国家已经建立，但氏族制度的残余势力严重地妨碍了社会的发展，围绕着信佛的问题展开了四大氏族问的斗争。以物部氏、中臣氏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拥护神道，反对佛教，以苏我氏为代表的先进势力则主张信佛。大和氏表面中立，实际上倒向苏我氏。
大和政权为了在国外取得中国的支持而与高句丽抗争，在国内安定社会和发展生产，同时因佛教教导慈悲，可使当时激烈倾轧的阀族斗争平息，所以主张信佛。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大陆的先进思想和制度对日本国家体制的确立有决定作用，佛法成了统一国家的思想支柱。
经过长期斗争，用明天皇2年(587)中臣胜海和物部守屋被杀，苏我氏取得胜利。接着，执政者苏我马子招聘百济技工建造飞鸟寺(法兴寺)。推古天皇元年(593)在难波建造四天王寺。次年诏兴佛教，群臣竟相造寺。推古天皇15年(607)圣德太子在斑鸣宫旁建造斑坞寺(法隆寺)。
自从日本信仰佛教以后，先进的中国文化以佛教为媒介，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促使日本产生了辉煌的飞乌文化。
圣德太子的改革与飞乌文化
一、改革前的国内外形势自5世纪后半叶起，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衰退。475年，高句丽南下攻陷百济首都汉城。百济迁都熊津，力求在南部扩大疆界；弥补在北面失去的领土。512年，百济遣使要求大和朝廷割让任那四县。当时的大和朝廷因无力继续统治朝鲜南部地区，不得不答应百济的要求。562年，任那日本府被新罗所灭。这对大和朝廷是个沉重打击，政治上，加深了统治阶级内的矛盾；经济上，失去了朝鲜方面的物质、技术、劳力来源。
皇室在国土统一后，不断霸占地方贵族的领地，扩大自己的屯仓，并将侵略朝鲜的军事负担强加在他们身上，皇室和地方贵族问的矛盾日趋尖锐。九州北部的筑紫国历来是侵略朝鲜的基地，军事负担最重。5世纪末，百济受高句丽进攻时，大和国派筑紫安致臣、马饲臣率水军出征，攻击高句丽。512年，大和朝廷将筑紫国马40匹送给百济。苦于沉重军事负担的筑紫国造盘井于公元527年乘朝廷令近江人毛野臣率6万大军征伐新罗之机，掀起叛乱。盘井占据“火、丰两国(后来的肥前、肥后、丰前、丰后)”，坚持1年3个月的战斗，最后在御井郡被物部鹿鹿火所灭。《日本书纪?安闲纪》记载宁伊甚国造因没有及时交纳珠宝而被问罪，大河内直味张不愿上缴自己的领地，欺骗御使等事实，都反映了皇室和地方贵族间的矛盾。
侵朝战争给人民带来更大灾难，引发了人民的反抗。479年，征伐新罗的军队行至吉备时，500名虾夷族士兵听到雄略天皇死去的消息，举行起义，但被镇压下去。
6世纪中叶以后，部民奴隶制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开始瓦解，部民纷纷逃亡。钦明天皇30年正月诏书写道：“量置田部其来尚矣，年甫十余脱籍免课者众。”部民大量逃亡，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收入。大臣苏我稻目(?一570)为扭转这种局面，派胆津去白猪屯仓，编制田部户籍（注31）。从此以部为单位被奴役的田部，变成以户为单位进行生产和向国家交纳租赋的小生产者。编制田部户籍是一项重大改革措施，所谓“公地公民”制的先行形态由此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