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大久保利谦：《近代史史料》第55页，台川弘文馆，1965。
[36]同上书第57—58页。
明治政府的资产阶级改革
政治改革
一、官职改革废藩置县结束了封建割据状态，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产阶级改革创创副1871年7月末，政府又进行了官制改革，明确规定天皇亲临“总裁万机今8月，废除神祗官，改为太政官下面的一个省。次年又把专管神道的神抵省扩大为包括神，佛教等的教部省，重新确定宗教政策。太政官分为正院、左院、右院。正院是决定的执行政策的机构，由太政大臣、纳言(后来改称左、右大臣)、参议组成，下设行政八省。左院是立法机关。其职能是创建、修改、考订各项制度条例，由议长、议员组成，实质上是正院的咨询机构。右院是各省长官、次官的联络协商机构，是后来内阁的先驱。公元1875年左、右院撤销。作为左院的后身成立了元老院。这次官制改革后，在形式上作为各省长官保留下来的公卿和诸侯，全部离职。除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外，政府的要职都由萨、长、土、肥等藩出身的藩士担任。1873年5月2日进行了太政官制改革，开始在太政官中设内阁。参议作为内阁的议官，主持商议机密政务，同时兼任省卿，加强了掌管领导行政机构的体制。[注1]
明治初期的中央宫制(1868．6．11——1885．12．22)明治1年(1868)6月11日一1869年7月8日立法：议政官上局下局公议所(1868年12月5日，设)集议所(1878年7月8日，设)行政：省（部）行政官神祗官会计官军务官外国官民部官司法：（检察院）一刑法官二、法制改革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为实现其专制统治，一定要建立起一套资产阶级法律制度，以适应近代化的需要。但在这方面明治政府毫无基础，必须从头做起。
关于法制改革的重要性，江藤新平看得很清楚。他说：“(与万国)并立之根本在于富强，富强之根本在于正国民之地位……严婚姻、出生、死亡之法，定继承、赠送、遗产之法，严动产及不动产之借贷、买卖、共有之法，定私有、代有、共有之法，而听讼始得敏正。加之国法精详，刑法公正，断狱始得清明。此之谓正国民之地位也。于是民心安宁，财用流通，国民乃深信政府，乃保全其权利，以至各立久远之目的，图宏大之事业。”[注2]
明治政府将法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交给江藤新平，从1870年起，他开始编纂日本的民法典，企图藉次确立国民的权利和义务建立资产阶级法律体制。他清楚地看到中央集权主义对亚洲后进国家近代化所起的巨大作用，所以首先让人翻译法国的《拿破仑法典》，并以此为蓝本编纂民法典。1871年编成《民法决议》80条，1872年又编成《皇国民法暂行规则》1185条(1873年改成88条的《民法暂行规则》)。但这些法典是试编性质，没有实施。他还让人翻译法兰西刑法典，进一步编纂日本的刑法典。
1872年江藤担任司法卿(部长)实施行政和司法分离的政策，把司法从行政中分离出来，集中于太政官的刑部省。政府批准了江藤起草的《司法职务定制》，确定了司法省、审判官、检察官、法院等的职制和事务章程，并规定了最高法院——司法省法院的长官由司法卿兼任，把司法行政和司法裁判集中在司法卿手中，以保障藩政权无法侵犯中央政府的权力。
1872年政府出版《宪法类编》。此书将1867年10月至1872年12月的公文案件按国法、民法两纲分类汇编而成，以供法官办案参考。
早在1871年，政府还公布了户籍法，详细登记应保护的人民，把人民当作统一国家的国民。户籍法规定，各地因地制宜划分“区”，每区设正副户长(相当于过去的村吏)四五个镇或七八个村为一区，一府一郡可分为数百或数十区；区分大区、小区，小区可达数十个，大区仅一二个；每区设区长、副区长。户长和区长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并贯彻中央政府的法令，如贯彻通告、整顿户籍、征收祖税、设立小学、调查征兵等。户籍法建立了新的行政区，打破了村落共同体的范围，使政府能一户一户甚至一个一个地控制人民，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三、废除封建等级身分制度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立即着手改革等级身分制度。废除大名(诸侯)和公卿(宫廷贵族)的称号，改称“华族”，其地位次于皇族，幕府直属的家臣、各藩的藩士及一般武士改称“士族”，宫廷内的下层也划入“士族”。农民、工人、商人和僧侣、神官都称“平民”。许可平民称姓和骑马，并有选择职业、迁徒的自由；许可武士脱刀，废除“格杀勿论”的特权；允许华族、士族和平民之间自由通婚；许可不做官的华族、士族经营工农商业；库除“秽多”、“非人”的称呼[注3]，改称平民，取消贱民制。政府称此为“四民平等”。但这种改革还很不彻底。第一，士族的封建特权仍未完全废除，国家仍支给家禄；而且对“王政复古”和戊辰战争中的有功人员，还给以优厚的“赏典禄”。这些家禄、赏典禄的总额约占国库岁出的三分之一，是废藩置县后国家财政上的一大沉重负担。第二，保留了皇族、华族、士族、平民的身份等级和皇族、华族的特权。第三，废除贱民制度实际近于一纸空文，贱民在职业、居住、生活、婚姻等方面一直受到歧视。
四、废除封建武士俸禄制度明治维新以后，仍然保持着德川时代遗留下来的封建俸禄制度。它成武士阶级所保留的重要经济特权，不废除这种俸禄制就不能彻底消灭武士阶级。当时这种武士阶级人数众多，据统计，士族的户主为425，872人，家属1，515，414人，合计1，941，286人(截止1872年1月29日)。明治政府发给他们世袭及终身的俸禄和赏典禄，其数目相当于岁入的三分之一(以1871年为例)。这对明治政府的财政负担确实沉重。但由于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上的彻底，不能采取无偿剥夺的革命方式，只能通过赎买的方法。明治政府采取了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削减俸禄。公元69年6月规定藩主以领内贡租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家禄。同年12月实行“禄米制”，制定一切俸禄以库存米支付，使俸禄脱离领地贡租，改变了封建俸禄的性质。1870年12月规定，凡愿务农经商的士族，政府发给相当于俸禄五分一的赏金，鼓励就业。
第二，奉献俸禄。1872年12月令家禄、赏典禄不满百石的人献出俸禄。次年又令百石以上的人献俸禄。凡献俸禄者，政府发给产业资金(世袭禄给六年份，终身禄给四年份)，一半给现金，一半给公债。
第三，将俸禄米改为货币。1875年9月规定，按1872年至1874年的三年平均米价，以现金支付俸禄。
第四，发行货币俸禄公债。1876年8月命令所有领取俸禄的人一律献出俸禄，政府一次性发给公债券(称为“金禄公债”)作为代价。从发行公债后第六年起以抽签方式30年内偿还。当时公债的武士有31万余人，公债总额为1．73亿日元，每年支付1．7万余日元。
金禄公债发行之后，少数华族每年可得巨额利息，而大多数士族所得极微，难以维持生活。据1884年的调查，约80％(1亿日元以上)的金禄公债脱离武士之手，而落入商人高利贷者手中，转化为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资本。士族的就业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政府实行“士族授产”政策即奖励开垦、贷给授业资金，使他们成为独立生产者，但所得甚微收效不大。俸禄制度改革后，武士中除一小部分人成为中央、地方的官吏、公立学校教职员、军人、警察外，大多数中下级士族都成为小生产者、工资劳动者、佃户和人力车夫，有的甚至妻子沦为艺妓。相反，华族与少数上级士族则把他们所得的高额公债转化为资本，变成资本家，或者用公债购买土地成为寄生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