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前期数学家吉田光由(公元1598年—公元1672年)根据元?朱世杰《算学启蒙》和明?程大信《算法统宗》，于1627年写成《尘劫记》。此书是将深奥的中国数学按当时日本的实际水平写成的数学入门书。《尘劫记》至明治时代发行了300种版本，成为算术书异名。
文艺与宗教的传人
德川时代，汉诗文不象以前宫廷和禅林文学那样发达，研究汉诗文的人只是儒家，汉诗文只在“堂上人”(朝廷公卿)和僧侣之间流行。康熙宫修的《佩文韵府》是日本人写诗的依据。宽政年间(公元1789年—公元1800年)传入清人沈德潜的《唐宋八大家读本》，官私学校都把它作为教科书，约有20种版本。蔡方炳的《唐宋八大家文选》、储欣的《唐宋八大家类选》、吕晚村的《唐宋八大家精选》也都传入日本，然而，德川时代因市民阶层兴起，明清小说戏曲即通俗文学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流。
明清时代中自小说创作繁荣，输入日本的小说种类很多，如《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桓言》、《今古奇观》、《水济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桃花扇》、《世说新语》、《剪灯新话》、《西厢记》等等。其中《水浒传》特别风行，选译本达11种之多，受到武士们的爱读。除选译本外，还有“翻案本”(模拟作品)，如仇鼎散人的《日本水浒传》10卷、伊丹椿春的《女水浒传》4卷，僧空阿的《诙谐水浒传》10卷、好花堂的《新编女水浒传》6卷等。这种“翻案本”，即将国内外小说(戏曲)内容情节，换以日本的时代背景和人名地名，加上自己的构思改写的文艺。如沧泽马琴的《男总里见八犬传》就是把《水济传》108将故事改写成《八犬传》中八犬士的出色著作(53卷)。
宝历(公元1751年—公元1762年)至天明、宽政(公元1781年—公元1800年)的约50年间，日本盛行歌舞饺。它是一种将舞蹈、音乐、动作、说白融为一体的戏剧，由室盯时代的能乐和民间乐舞形成，是在唐散乐和元杂剧影响下形成的，所以歌舞伎中存在着中国古典戏剧的某种形式，可以明显地看出受中国戏剧的影响(参见第七章)。
二、绘画书法德川中期传入日本的中国画，日本称作“南画”或“南宗画”，又叫“文人画”。南宗画或文人画是一般士大夫或业余画家画的，与职业画家所画的“北宗画”(宋元传统的画院派山水画)相对。中国至明代，南宗画压倒其他一切派别，清代南宗画更盛。南宗画最大特点是线条柔和，构图宽广，以烘染代替过去的浓彩重墨。
宽文12年(公元1672年)日本翻印了中国的八种画谱(1620)，宝众7年(公元1710年)又第二次翻印。画谱的出版，对日本的南画运动影响很大。元禄15年(公元1702年)翻印了杨尔曾编的《图给宗彝》(1607)。宽延元年(公元1748年)翻印了集南画之大成的《芥子园画传》，后来又不断翻印，约有10种版本。据统计，当时日本翻印的编辑的清人画论画谱有六、七十种。
享保5年(公元1720年)以来，精通南面的商人伊字九(吴兴人)经常到长崎经营，带去南画的画法。到长崎求教的日本人很多，但真正继承伊字九画风的只有池大雅(公元1723年—公元1776年)和与谢芜地(公元1716—公元1783年)两人。他们开创日本南画，不拘格局，清新奔放的风气，由此推广到全国。
花鸟写生画家沈南苹(名栓，吴兴人)影响日本画坛也大。他于公元1731年到长崎2年，画的特色是构图精致，色彩华丽，模仿者多，形成了日本南苹画派。后又发展到京都，大扳。
黄劈诸僧书法出色，以大字取胜。朱舜水和陈元斌也是书法家，推广唐样书法。杭州人俞立德，深得文征明笔法，将书法传授给北岛雪山。后又有草书家胡兆新、徐荷周等推进了学习明人草书的书法。
陶瓷器方面。公元1833年清人朱淡撰《陶说》由葛西因是翻译出版，刺激了日本陶业的发展。九州佐贺县伊万里的陶工在长崎从中国人周辰官学会了“红绘法”(制色袖瓷法)后，经刻苦钻研，于公元1643年烧成半透明彩瓷。它是白地画红、绿色图案的瓷器。这种瓷器以伊万里为集散港，所以叫“伊万里烧”，也叫“有田烧”。
纺织品方面。德川时代从中国进口大量生丝及纺织制品，其种类有金缕、缎子、蠕子、缚珍、绢纳、纱续、南京织、白绢、黑绢等。中国纺织制品的输入，促进日本纺织业的发达，特别是京都西阵纺织业。西阵人模仿中国的丝织品，织出金桶、缎子、缮子、细续、绉纱等。还生产一种以五色丝织成各种图案的“唐织”，因模仿蜀锦，故称唐织。
印刻及文房用品方面。日本的印刻技术是中国黄劈僧独立传入的。他著有《独立禅师石印》一书，后于明治3年出版。其次是心越，他带来了清?陈策的《韵府古篆汇选》。此书元禄年间(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被翻印出版。黄劈山万福寺15、18代住持中国僧大鹏，著有《印章篆说》，(公元1811年出版)。这些关于印刻技术的书籍的出版，使日本印刻术发达起来。
德川时代的文人爱用中国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促使日本文房用品制造业发达。当时日本能生产一种“和唐纸”(日本制的中国纸)，还能生产一种名“华研写”的中国砚，同时出现了唐墨的模仿品。此外，核装技术也从中国传入，清．张潮编《昭代丛书》第19集《装裱志》(清?周嘉胃著)对日本裱装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