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说鬼神的好善憎恶决定了人的好善憎恶。人要求福去祸，必须迎合神的意旨，也去行善除恶。
既然人之祈福要靠自己的祈祷祭祀等活动仪式，又要靠积德修德，那么这二个方面中何者更为重要，它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至少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们已经认识到，积德修德要比祈祷祭祀等更重要，更根本。曹刿论战时，首先问到鲁国抵御齐国入侵的战争条件，当鲁庄公谈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时，曹刿很不客气地说：“小信未孚，神弗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３６１福也。“①只有说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时，他才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曹刿认为循规蹈矩地祭祀上天，只能算是“小信”
，不能得到保佑；只有忠于职守，尽心处理多种案件，这时才能得到上天保佑而能作战。与此几乎同时的隋国大夫季梁也指出，祭祀只不过是道德的形式和表示，光有隆重的祭祀而没有实在的德行，不过是欺骗上天。
他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
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隋侯说，“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季梁回答道：“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
在他看来，只有君主注意生产，加强道德教育，搞好团结工作，然后再祭祀，这样才会“民和而神降之福”。如果不办好这些事只搞祭祀，“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
①先秦时期的这种以德祈福的思想，既符合当时当权者阶级的利益，为他们所极力推崇，也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易于接受，因此它历代相传，特别是在汉魏以后的道教里得到了发扬。东晋的葛洪，也是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位关键人①《春秋左氏传。庄公十年》。
①《春秋左氏传。桓公六年》。
４６１第六章中国古代的幸福观物，曾指出：“非积善阴德，不足以感神明”。
②道教认为人生的最幸福的境界是悟道成仙，他们说“学仙非难，忠孝为先”。
③葛洪又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
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他甚至给成仙定了一个道德的价格表，”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故善不在大，恶不在小也。虽不作恶事，而口及所行之事，负责求布施之报，便复失此一事之善，但不尽失耳。“④修德行善以求福，这个思想反复出现在民间传说、故事话本、小说戏曲之中，至今有人还在节日时挂起楹联，写道：“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似乎有了道德和善行也就有了丰足富裕。
这类例子随处可见，数不胜数。
以德祈福论虽然是迷信天命鬼神的观点，但是它强调了人力、人事，特别是人的道德对自己祸和福的影响，为道德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论据，这对于社会上扬善抑恶起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②④葛洪：《抱朴子。微旨》、《抱朴子。对俗》。
③⑤《太上灵宝首入净明四规明鉴经》。
二德福矛盾论
德与福并不一致任天顺命以保天福福与祸的相互依存和转化德与福并不一致“天道福善祸淫，人能以德祈福”听来似有道理，也沟通了幸福与道德的联系，摆脱了人对幸福不能有所作为的绝对的宿命论影响，可是，这种说法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与事实不相符合。即使一直笃信以德求福论的墨子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据《墨子。公孟篇》记载，一位叫公孟的学生问他：如果说鬼神能令人祸福，给为善的人以福祉，给为恶的人以灾祸，我跟您学了许久，却未能得福，原因是什么呢？是您的话不善，还是鬼神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