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沽来函
“字林”载自天津来信云：津门诸民纷论台湾之事，俱说窥诸衙署内所漏之消息，似东人并不愿索赔项。且曰：官场中多有以宣战为正理；闻国家有议和之举，而意殊不悦。若李爵相已公然直说曰：’此事本不应中国与议，唯以兵逐之而已矣‘。
释放李珍大之故
前日厦门解来之李珍大甫沪滨，方冀讯问；而美总领事便纵之使去，一时闻者咸莫得其指归。兹闻总领事以得美相臣电传之谕，非出自独断也。至相臣所谕云何，则未之深悉。
镇江兵船出海赴闽
昨报镇江停泊之兵船七艘，今已满载兵士驶过吴淞口外，乘风出海矣。共载兵弁约有四千人，并马四百八十匹。据闻，皆前赴澎湖者也。
东使赴京信息
东洋钦使俄古坡先拟欲搭“新南升”火船前往天津，该船既在上海静候两日，甫于昨日驶往吴淞，拢近东人铁甲船以候钦差登舟；不料钦差不欲附乘此舶，拟于礼拜六或驾铁甲船、或搭另湾泊吴淞之东洋兵船前往津门也。通闻馆论此事，谓曰：该钦差职位重大，东王之外，国内几无更贵者；而其意颇有焜耀威武气象。此番之赴北京，盖不愿中国再有推托之词，使得迟延以为准备。吾料其到京之后，势必欲以一言定和、战之局云。
七月十一日（西历八月二十二日——即礼拜六）
刍言
自来讲武备者有三：曰战、曰守、曰和而已。顾就三者而权其先后，则又以守为上、战次之，和其又次者也。今日本与中国立约甫及一年，宿诺未寒；乃即肇衅寻仇，擅入台境，戮辱我氓庶、焚弃我室庐、窃据我疆土，始以惩责生番为辞、继以索赔兵饷为辞，旷日持久，迁延不退。吾不知日人意中究以生番为隶于中国、抑以生番为中国之化外乎？如以生番为隶于中国也，则越境称戈，已违万国公法；在日本方宜谢过之不遑，何敢索赔兵饷！如以生番为中国化外也，则既殄戮其人民、扫除其巢穴，前怨已释，尽可振旅而归；安得因中国劝令息兵，转图反噬之理！然而日本竟敢出此意，实以中国沿海各口夙乏守御，故欲出于一战，俾得大快其所欲，然后迫令求和耳。日人之急既如是，而中国臣民独漫不加察，诚足为长太息焉已！
且夫日本之犯我台境也，曾非猝然而触发者也；当其命将出师之始，各处日报已屡言及之。无如华人以日报所言，一若子虚乌有之辞，概置勿听。及日船泊厦门，而又不能力为阻遏，任其长驱直入，径抵琅〈王乔〉；徒高镇静之名，实显周防之略：宜益为日人之所轻矣。闻今之俄古坡使臣将拟前赴京师，声称欲要赔补兵饷银二百五十万两，然后退兵；否则，愿博一战。则其妄自尊大，轻量我国家也明甚；谓犹能折冲于樽俎，仅以口舌争乎？夫天下非礼之加，只能以威驭之，必不能以理折之也。苟徒恃文诰往还、辗转驳诘，奚足以驯其桀骜而警其顽残！是惟痛加创惩，彼或自知理屈，翻然悔悟，转未知耳。观前明时倭寇频仍，几与国祚相终始；卒之戚南塘出，提精锐之师叠次兜剿，而寇掠始得稍息：是诚备倭之殷鉴也。
顾余今以中国虑者，则又不以其不能战，而实以其不能守御。计中国自扫平“发逆”而迄今，已十年矣；勇丁之饷糈渐裁、厘税之抽提如故。而濒海各要隘，顾未见相度形势，议及边防；即如扬子江横亘于中国之腹地，沿江如南京、安庆、武昌、汉口、沙市、宜昌等处，皆中国最大极繁之城邑，使于江口密布炮台，派兵驻守，便可以御敌船而保护无数之郡县也。当道者果何意而不筑营建垒，一施防御之方略乎？他如牛庄、天津、燕台、胶州等处，虽去日本较远，然为帝都之门户；斯固不容忽视也。闽、粤各州县，濒海者居多；诚宜节次设防，杜其窥伺。若江苏之吴淞、浙江之温、台、宁波、乍浦，尤与日本相密迩，且素称为财富之乡；更宜加意防闲，潜消反侧，多设炮垒，添驻重兵，使无间之可乘，而后以逸待劳、以主待客，庶几可以守、可以战而兼可以和。否则，精练之兵专集台疆，而各州县之海防仍未部署，亦岂得为至计耶！
夫中国粮饷之繁富、器械之精利、兵卒之多寡、土地之辽阔，诚非日本所能及。惟水师，则日本演习既久，容或彼善于此耳。水战不足，陆战有余；苟能坚持各口，俟其来而要击之，则虽日本水师甲于天下，度亦不能飞越天堑，而况乎其未必精绝哉！是故善用兵者，当用其所长而舍其所短。今中国第知购战舰、备火器，其于应敌之法，悉视敌人筹攻之法以为法；一步一趋，不失分寸。至语于守御之要略，即反视为缓图；是直舍所长而用所短矣。以此制敌，其胜也欤哉！
夫今日之或战与否，固未可知；而要之，安不忘危，则各海口本宜早为筹及，所谓“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斯亦古之明训也。使知其无可守而不敢言战，惟愿作苟且和戎计，聊以塞责；吾恐扶桑小国，益箕踞而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