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加强连队工作，巩固支部堡垒作用，改善各种制度及工作的方式方法，强调要集中于战斗方面，克服那种制度繁多，使连队忙于各种制度，反而削弱了集中于战斗方面的保证。
第三、展开对敌政治攻势，转变摇旗呐喊与孤立暴露在敌人打击之下的现象。也就是说：克服那种不照顾群众情绪，不根据具体情况，而只凭自己主观愿望去做，以致使我们遭受到些不必要的损失等现象。党、政、军、民工作必须统一、协调。
第四、扶持民兵，动员组织民兵，取得民兵的配合行动。这些要求，都是适合分散的游击战的目的。
二、一九四二年工作上的成绩
（一）由于连队工作的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有了相当的收效，虽说部队人数缩减，缺少新的补充，但质量提高了。虽战斗频繁，环境严重，而逃亡的现象减少了，改变了过去逃亡超过战斗伤亡的现象。一方面由于部队生活的改善（吃穿不少，从五钱油、盐到抽烟和手巾、鞋袜的大部分自给），另一方面由于连队管理上克服了严重的打骂战士的军阀残余行为。支部对战士的团结，做到能够征求和听取战士的意见。用漫谈会的方式启发了战士对支部及党员提出建议和批评，连队干部已转变从坐在连部听取汇报，普遍地下到班徘中去了，部分的连政指，熟悉了全连每个战士。
①本文刊载于一九四三年二月第一一五师政治部编《战士》月刊第十期。
然而这一成绩，是在师召开的连队军事及连队政工会议［2］以后，特别是在整风以后取得的。去年上半年的逃亡仍是严重的，从全军巩固部队来说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战士都是两年以上的军龄，部队的俘虏成分已降低到很少的比例，以这样的质量，而尚有那样大的逃亡数字，特别是其中还有少数党员，也就看出我们的巩固工作不是那样的好。
（二）我们对根据地的爱护与群众密切联系及执行政策上，都有了显着的进步。如果说去年上半年，个别部队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现象：如吊、打、骂乡长村长和卖公粮、贪污腐化、不顾群众利益地垄断小贩买卖（也只限于外出贸易供给人员），则下半年已全般克服了（虽然仍有个别存在）。这是与我们全党提高党性教育、政策教育、加强后勤党政工作是直接相关联的，尤以发动部队自己劳动生产，省用民力、物力，更加加强了对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的认识。因此，我们去年全军对节省民力及帮助群众收割，是有着普遍成绩的。
（三）对敌政治斗争，争取瓦解日伪军工作，有组织地进行了，克服了零乱的不了解情况的大吹大擂的现象。对日伪情况有了初步的调查，如针对敌四、五次伪化治安［3］的布置工作，是比较主动的。对反正的伪军不编散，政治上是完全成功的。由于我们对反正伪军的这种宽大政策，更加动摇了伪军、伪组织。还由于我们对一切不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人在维持其两面性的地位，准其暗地来归，大大扩大了对我们的同情。我们与周围许多伪军、伪组织沟通了关系，推动了一万多伪军的反正，这大大地便利了我们同敌人”蚕食“、分割、封锁作严重的斗争，使我们部队深入敌占区活动，更感到有了办法。对敌军工作亦引起了新的变化，去年山东日军逃亡达六十三人，据说其中有二十三个人曾经打听而没有找到八路军，五十四人自杀，个别敌兵自动出来向我投诚；在战场上拚命抵抗和不缴枪的现象亦有了改变。被我俘来之敌兵，愿意说出所属部队之状况，很快接受教育。反战同盟［4］的影响与我宣传方式方法的改善是起到了相当作用的。
（四）扶助民兵，动员组织民兵，取得民兵对部队的配合行动。作战上有我们模范的兵团教四团，去年他们在六十几次的战斗中，四十几次有民兵配合作战；还由于他们与民兵配合好，故他们的农业生产也特别好。其次是教五团，其他的兵团亦都取得了自己的成绩。去年我们供给地方武装的军政干部达五百八十六人。说明我们对地方群众武装有了更多的关心，已经从自己的行动上，取得群众的依赖和民兵的信任。但我们整个的扶助民兵工作，还不够主动、积极和普遍。
（五）提高全党和全体干部教育与思想上的进步，是推动我们一切工作前进决定的一环。一年来加强了在职干部的学习，抽调入校（抗大、师、旅轮训及教导队）受训的共达四千多名干部。我们克服了工农干部中一些不愿意学习、个别的自以为是、盛气凌人的现象，减轻了那种狭隘的个人主义的观点。新知识分子干部有了更多的锻炼，使他们逐渐走上工农化，在生活习惯上已看不出同老干部（工农干部）有什么分别，自由主义、夸夸其谈、自高自大的毛病，一般的已不存在。工农干部及知识分子干部基本上融洽了。
部队与地方党政民的关系改善了、团结了。但对一些年纪大的老干部的教育不够，对他们有些要求过苛，对知识分子干部大胆放到下层工作去锻炼的不够，对一般部队战士的教育也还有些要求过急，只想他们一下变为知识化、国际主义化，而没顾到民族化，也就没有注意我们战士是来自落后的中国农村，要求过急的把他们提高起来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