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恪案：牧斋尺牍之编次颇有舛讹。如卷上致梁镇台三通，其第壹通乃致梁维枢者，而误列于致梁镇台即梁化凤题下，乃是一例。（见第伍章所论。）至排列复不尽依时间先后，如第伍通论牧斋垂死时之贫困节引“致卢澹岩”札第肆通应列于第壹通前，即是其例。假定此寄李孟芳诸札之排列先后有误，则第拾通“泛舟之役”自指与河东君有关之事，如初学集贰拾东山诗集叁河东君和牧斋“中秋日携内出游，次冬日泛舟韵”二首之二所谓“夫君本自期安浆，贱妾宁辞学泛舟”之义。假定寄李孟芳札排列先后不误，则“泛舟之役”别指一事与河东君无关。兹仅稍详论后一说，以俟度者抉择，盖前一说易解，不待赘述也。
就后一说言之，第壹通“归期在春夏之间”等语乃崇祯十一年戊寅牧斋被逮在京时所作。若牧斋与孟芳之尺牍皆依时间先后排列，则第拾通疑是崇祯十五年冬间所作，因此通前之第捌通有“日来妇病未起，老夫亦潦倒倦卧。呻吟之音，如相唱和”等语，其时河东君正在重病中也。又第拾通云：“庶几泛舟之役，有以藉手。”所谓“泛舟之役”不知何指，若谓是崇祯祯十四年辛已冬十一月与河东君泛舟同游京口，（见初学集贰拾“辛已小至日京口舟中”并河东君和作，及“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则是年中秋河东君尚未发病，（见初学集贰拾“辛已中秋日携内出游”二首并河东君和作。）大约九十月间即渐有病。故牧斋“小至日京口舟中”诗云：“病色依然镜里霜。”河东君和作云：“香奁累月废丹黄。”据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此年冬至为十一月十九日，依“累月”之语推之，其起病当在九十月间，然尚能出游并赋诗，谅未甚剧，但在途中病势增重，只得暂留苏州，未能与牧斋同舟归常熟度岁。观牧斋“辛已除夕”诗“凄断鳏鱼浑不寐，梦魂那得到君边”之句，知柳钱两人此际不在一处，而河东君之病甚剧，又可推见也。此点详见后论，兹不多及。
由是言之，牧斋致李氏尺牍第拾通中“泛舟之役”一语非指此次京口之游，自不待辨。至崇祯十五年冬牧斋实有关涉“泛舟”之事，更就明清时人“泛舟之役”一习用之语考之，实有二解：一指漕运，即用左传僖公十四年所载略云“冬晋荐饥，使乞耀于秦。（秦）输杰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如碑传集壹叁陆田雯撰卢先生世傕传云“领泛舟之役，值久旱河竭，盗贼充斥，公疏数十上，犁中漕弊，皆报可”，及道光修济南府志伍贰卢世傕传云“攒漕运，时久旱河竭，盗贼纵横，条议上闻，皆中肯綮”，可以为证。二指率水师攻战之意，如晋书壹壹拾载记拾慕容俊载记云“遣督护徐冏率水军三千，泛舟上下，为东西声势”，可以为证。检牧斋此时并无参漕运之事，则其所谓“泛舟之役”者乃与水军之攻战有关无疑。若此假设不误，兹略引资料，论之于下。
初学集贰拾“送程九屏领兵入卫二首。时有郞官欲上书请余开府东海，任捣剿之事，故次首及之”七律二首之二后四句云：
绝辔残云驱靺鞨，扶桑晓日侯旌旗。东征倘用楼船策，先于东酹一巵。
及同书贰拾下“癸未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四云：
东略舟师岛屿纡，中朝可许握兵符。楼船捣穴真奇事，击楫中流亦壮夫。弓渡绿江驱濊貊，鞭投黑水驾天吴。剧怜韦相无才思，省壁愁看崖海图。（自注：“沈中翰上疏请余开府登莱，以肄水师。疏甫入而奴至，事亦中格。）
又有学集叁贰“卓去病先生墓志铭”云：
崇祯末，中书沈君廷扬以海运超拜，特疏请余开府东海，设重镇任援剿。去病家居，老且病矣，闻之大喜，画图系说，条列用海大计，惟恐余之不得当也。疏入未报，而事已不可为。
然则“泛舟之役”即“楼船”及“用海”之策，大约牧斋于崇祯十五年壬午岁暮得知有巡抚登莱、率领舟师东征之议，以为朝命旦夕可下，必先有所摒挡筹划，因有告籴于毛氏之举欤？
又孟芳与子晋关系至密，子晋称之为舅氏，见其所着野外诗卷“八月十五夜从东湖归，独坐快阁”诗题下自注云“和孟芳舅氏”可以为证。子晋此种“舅氏”之称谓，盖与其称缪仲醇希雍同例，亦见野外诗卷“暮春游兴福寺”诗序。初学集陆壹牧斋作子晋父毛清墓志铭云“君娶戈氏，于仲醇为弥甥婿”，及同书叁玖“毛母戈孺人六十寿序”云“毛生子晋之母戈孺人六十矣”，则知子晋之称孟芳为“舅氏”不过长亲之意耳，读者幸勿误会。
毛李两人情谊既如此亲密，故牧斋托孟芳向子晋“告籴”，欲借其“宠灵”也，此函中“质物”之语即指质于毛晋家之汉书而言。
第壹贰通疑亦是崇祯十五年岁杪所作，因十六年中秋此汉书已鬻于谢氏，故知此函所谓“岁莫”必非十六年岁杪也。“找足”者，欲将前抵押之汉书“绝卖”与子晋。不知何故此议未成，后来此书于崇祯十六年秋牧斋卖与谢三宾，当先将谢氏所付书价之一部分从子晋赎回，然后转卖耳。“此书亦有人欲之”之“人”，或即是象三，亦未可知。卖此书与谢氏实非牧斋本意，乃出于万不得已，所以感恨至于此极也。牧斋此书今天壤间已不可得见，世之谈藏书掌故者似未注意此重公案，聊补记于此，以谂好事者。
牧斋平生有二尤物，一为宋椠两汉书，一为河东君，其间互有关联，已如上述。赵文敏家汉书虽能经二十年之久“每日焚香礼拜”，然以筑阿云金屋绛云楼之故，不得不割爱鬻于情敌之谢三宾，未能以之殉葬，自是恨事。至若河东君，则夺之谢三宾之手，“每日焚香礼拜”达二十五年之久，身没之后终能使人感激杀身相殉。然则李维柱之言，固为汉书而发，但实亦不异于为河东君而发者。呜呼！牧斋于此可以无遗憾矣。
又谢三宾任太仆少卿，以丁父忧出京后即买宅西湖，（寅恪案：一笑堂诗集叁“湖庄”二题“武林旧寓为武弁入居，残毁殊甚，庚寅始复，感成七律”，并同书肆“燕子庄”七律“花红水绿不归去，辜负西湖燕子庄”句，及“过武林”七律“燕子庄前柳色黄，毎乘春水向钱塘”句等，可证。）放情声色。（寅恪案：一笑堂诗集叁“无题”七律“却来重入少年场”句，可证。）全谢山谓象三视师登州时“干没贼营金数百万，其富偶国”（详见鲒埼亭外集贰玖“影视师纪略”），其言即使过当，然象三初罢太仆少卿居杭州时必非经济不充裕者，可以断言。其于崇祯九年丙子即已中式乡试，（见雍正修宁波府志壹柒选举上明举人条。）早与然明有往还，（见春星堂诗集贰“余为修微结庐湖上。冬日谢于宣伯仲归临，出歌儿佐酒。”）则象三亦必为然明知交之一，可以推知。但今检春星堂集及一笑堂诗集，俱未发现两人往还亲密之记载，其故尚待详考。兹姑设一假定之说。在象三方面，因河东君与之绝交，而然明不能代为挽回，转介绍其情人与牧斋，且刻河东君尺牍不尽删诋笑己身之语，遂致怀恨。在然明方面，因河东君与象三之绝交实由于柳之个性特强，而谢又拘牵礼俗，不及其师之雅量通怀、忽略小节，象三既不自责，反怨然明之不尽力，未免太不谅其苦衷。职是之故，两家集中遂无踪迹可寻耶？当崇祯十一、十二、十三年之际，象三之年为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岁，故然明胸中为河东君觅婿计，象三之年龄资格家财及艺能（徐沁明画录伍略云：“谢三宾号塞翁，工山水，每与董玄宰李长蘅程孟阳究论八法，故落笔迥异恒境。”）四者均合条件。
今检一笑堂诗集关涉河东君诸题，大抵不出此数年间之作。兹择录并略论之于下。
一笑堂诗集叁“湖上同胡仲修陆元兆柳女郞小集”云：
载酒春湖春未央，阴晴恰可适炎凉。佳人更帯烟霞色，词客咸蟠锦绣肠。乐极便能倾一石，令苛非复约三章。不知清角严城动，烟月微茫下柳塘。
寅恪案：或谓此题之前第贰拾题为“与程孟阳曾波臣陆文虎集湖上”七律，其末句云“岸柳山花又暮春”，岂柳谢之发生关系由孟阳介绍耶？鄙意不然，因松圆耦耕堂存稿诗下有“久留湖寺”及“湖上五日对雨遣怀”两题，知孟阳崇祯十一年戊寅春夏之间虽实在西湖，但十二年及十三年春间则未发现其曾游杭州之迹象。就松圆不介绍河东君于牧斋之例推之，恐未必肯作此割爱之事。且据戊寅草及春星堂诗集，河东君之游西湖盖始于崇祯十一年戊寅秋季，在此以前，即十一年春，则无西泠天竺间之踪迹可寻，故三宾“湖上同柳女郞小集”之诗作于十二年乙卯春间之可能性最大也。
同书肆“怀柳姬”云：
烟雨空归路途艰，石尤风急阻萧山。倩将一枕幽香梦，吹落西溪松柏间。（自注：“时柳寓西溪。”）
寅恪案：象三谓河东君时寓西溪。然明横山书屋即在西溪，然则此诗乃作于崇祯十二年或十三年河东君寄寓汪氏西溪别墅时也。上引一笑堂诗集二题既标出“柳”姓，其为河东君而作绝无问题。又检此集尚有似关涉河东君之诗不少，因其排列不尽依时间先后，故亦未敢确言。姑附录之，并略着鄙见，以俟更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