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赠尧君素蒲州刺史诏》曰：“虽桀犬吠尧，乖倒戈之志，而疾风劲草，表岁寒之心。”我艺祖《赠韩通中书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临难不苟，人臣所以明大节。”大哉王言！表忠义以厉臣节，英主之识远矣。欧阳公《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刘原父讥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通附传在《建隆实录》。齐武帝使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审之于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欧阳子念不及此。
贤臣久于位，则其道行，房乔以之成贞观之治。奸臣久于位，则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宝之乱。
《唐史发潜》谓：武氏之起，袁天纲言其贵不可言，李淳风云：“当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宫中。”此必武氏僭窃之后，奸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启，非由人事也。愚谓：《左氏》载陈敬仲、毕万之筮，太史公载赵简子之梦，皆此类。
佩鱼始于唐永徽二年，以李为鲤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龟，以玄武为龟也。
治平末年，始鬻度牒。考之《唐史》，肃宗时，裴冕建言度僧道士，收赀济军兴。此鬻牒之始也。
钟绍京为宰相，而称义男于杨思勖之父。史不载也，而石刻传于后世，人皆见之，恶之不可揜如是。臧坚以刑人之唁为辱，此何人哉？林甫、国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见于此。李揆当国，以子姓事辅国，不耻也，绍京何责焉？
《郑薰传》云：“宦人用阶请荫子，薰却之不肯叙。”亦庶几有守矣。《文苑英华》有薰所撰《仇士良神道碑》云：“孰称全德，其仇公乎？”其叙甘露之事，谓“克歼巨孽，乃建殊庸”，以七松处士而秉此笔，乃得佳传于《新史》，岂作史者未之考欤？碑云：“大中五年，念功录旧，诏词臣撰述，不敢虚美。”以元恶为忠贤，犹曰不虚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不竞，有以哉！宣宗召韦澳，问：“内侍权势何如？”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比。”上闭目摇手曰：“尚畏之在。”士良之立碑，其亦畏昏椓之党欤？
席豫未尝草书，曰：“细犹不谨，而况巨耶？”然豫为黜陟使，言安禄山公直无私，其迷国之罪大矣，安在其能谨哉？《唐史》立传褒之，未有着其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席建侯，即豫也。《唐史》避代宗讳称字。孔光党王莽，则不言温室树，不足以为谨。席豫党禄山，则未尝草书，不足以为谨。
《容斋续笔》辩严武无欲杀杜甫之说。愚按：《新史？严武传》多取《云溪友议》，宜其失实也。
《通鉴》载李德裕对杜悰，称“小子闻御史大夫之命，惊喜泣下。”致堂谓：德裕岂有是哉？杜悰，李宗闵之党，故造此语以陋文饶，史掇取之。以文饶为人大概观焉，无此事必矣。愚按：此事出张固所撰《幽闲鼓吹》，杂说不足信也。
《李泌传》：加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泌建言学士加“大”，始中宗时。及张说为之固辞，乃以学士知院事。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辞而止。愚按：崔圆相肃宗，在泌前。《会要》：贞元四年五月，泌奏张说恳辞“大”字，众称达礼。至德二年，崔圆为相，加集贤大学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圆为辞，传误矣。
韦济试理人策第一。致堂谓：济被识擢，不闻以循良称，是实不副言矣。愚考《通鉴》开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韦济荐方士张果。盖逢君之恶者，不但实不副言也。少陵《赠韦左丞诗》，即济也。
《旧史？敬宗纪》：李翱求知制诰，面数宰相李逢吉过。愚谓：翱为韩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数其过，可谓直矣。求知制诰，乃诬善之辞。荆公尝辩之曰：“世之浅者，以利心量君子。”
《老学庵笔记》云：“旧制两省中书在门下之上，元丰易之。”愚观李文简《历代宰相表》云：“中书、门下，班序各因其时。代宗以前，中书在上。宪宗以后，门下在上。大历十四年，崔佑甫与杨炎皆自门下迁中书，不知何时升改。”放翁所记，盖未考此。
《李靖兵法》世无全书，略见于《通典》。今《问对》出阮逸，因杜氏所载附益之。
《唐六典》：太子令书画诺，本朝至道初改为准。此东宫画诺也。陆龟蒙《说凤尾诺》云：“东宫曰令，诸王曰教，其事行则曰诺，犹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晋元帝为琅邪王，批凤尾诺；南齐江夏王学凤尾诺，则诸王亦画诺矣。《后汉书》云：“南阳宗资主画诺。”梁江州刺史陈伯之目不识书，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则郡守刺史亦画诺矣。
《唐六典》：开元礼，宣示中外，未有明诏施行。见《吕温集》。南丰谓：《六典》本原设官因革之详，上及唐、虞，以至开元。其文不烦，其实甚备，可谓善于述作者。
《李德裕传》：韦弘质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钱谷。嘉佑六年《制策》：胡武平撰。钱谷，大计也，韦贤之言不宜兼于宰相。盖弘字避讳，误以“质”为“贤”。
刘秩为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时无贤才，臣之罪也。”元稹守同州，《旱灾自咎诗》曰：“上羞朝廷寄，下愧闾里民。”秩、稹可谓知所职矣。其言不可以人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