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东西南北七十说而不用，然后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万世之后，天下折中焉。（《盐铁论相刺》）
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
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说苑君道》）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说苑贵德》）
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后汉书公孙述传》）
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论衡超奇》）
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同上）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论衡定贤》）
问：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无孔子之才，无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观圣，有若孔子之业者，未可知贤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同上）
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论衡书解》）至周之时，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论衡齐世》）
玄之闻也，孔子时，周道衰亡，己有圣德，无所施用，作《春秋》以见志。其言少从，以为天下法。（《五经异义》）
孔子作《春秋》，周何王时也？自卫反鲁，然后乐正，《春秋》作矣。自卫反鲁，哀公时也。自卫，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礼，而孔子反鲁作《春秋》乎？孔子录史记以作《春秋》，史记本名《春秋》乎？制作以为经，乃归《春秋》也。（《论衡谢短》）
（论作《春秋》之时，制作以为经，最详。）
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秘书微文，无所不定。（《论衡效力》）──右《春秋》为孔子所作。仲尼作经，本一而已。（《申鉴时事》）
《诗》、《书》、《礼》、《春秋》，或因或作，而成于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扬子问神》）孔子定六经以行其道。（《白虎通五经》）六经之作皆有据。（《论衡书解》）
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淮南说林》）治世有孔子之经。（《潜夫论思贤》）
孔子作法五经，运之天地，稽之图像，质于三王，施于四海。（《春秋纬演孔图》）
（此义与《中庸》“君子之道本诸身，征之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同。若其直指五经为孔子作，尤为明显。自刘歆篡乱诸经，归之周公，而孔子制作之义晦矣。幸赖孔门口说遗文犹有存者，足以证知。吉光片羽，可谓鸿宝。）
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传在孔子。孔子为汉制文，传在汉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论衡佚文》）
（五经六艺之文，孔子为汉制之，则五经六艺非孔子所作而何？王仲任犹传微言哉。）孔子之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运。”（《春秋纬演孔图》）
孔子谓老聃曰：“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知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
（庄子学出田子方。田子方为子夏弟子，故庄生为子夏再传，实为孔子后学。其《天下》篇遍论当时学术，自墨子、宋铏、田骈、慎到、关尹、老聃、惠施，庄周亦自列一家，而皆以为耳目鼻口，仅明一义，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不见纯体而裂道术，云邹鲁之士，缙绅先生，能明之。缙绅是儒衣，邹、鲁皆孔子后学，则古人非孔子而何？所以尊孔子者，云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又开篇称为神明圣王。自古尊孔子、论孔子，未有若庄生者。虽子思称孔子曰“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不若庄子之该举。子贡、有若、宰我所称，益不若子思矣。固由庄生之聪辨，故一言而能举其大，亦由庄生曾为后学，能知其深也。###第70章后世以《论语》见孔子，仅见其庸行；以《春秋》见孔子，仅见其据乱之制；以心学家论孔子，仅见其本数之端倪；以考据家论孔子，仅见其末度之一二。有庄生之说，乃知孔子本数末度，小大精粗，无乎不在。信乎惟天为大！固与后儒井牖之见异也。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朱子谓其以一字断语，如大斧斫下。非知之深，安能道得？六经之大义，六经之次序，皆赖庄生传之。云“其明而在数度”，“其在《诗》、《书》、《礼》、《乐》”，皆孔子所作，数度殆即纬欤？庄子又称“孔子只十二经以见老子”。十二经者，六经、六纬也。孔子后学，传六经以散于天下，设教于中国，于孔学传经传教之绪，亦赖此而明。庄生称孔子“内圣外王”，与荀子“圣者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悲其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叹后学者不见之不幸，而疾呼道术之将裂。卫道之深，虽孟、荀之放淫辞而卫大道，岂有过哉？特庄生阅世过深，以为浊世不可与庄语，故危言、寓言、重言，故为曼衍，遂千年无知庄生者。或以古人属禹、汤、文、武，则开端云“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指当时春秋战国创教立说之诸子而言，故谓为治方术。《论衡》谓孔子“诸子之杰者”也。孔子在当时，道未一统。孔、墨并称，儒、墨相攻，故列在当时天下治方术诸家之内。若“古之人”，为三代先王，则当言古今之为治道多矣，不当言“天下之治方术”。文质三正，循环递嬗，三王方听人人用二代之礼乐，何尝以为无以加？故知“古之人”非三代先王也。时非三代先王，则“古之人”为孔子尤确，而“古之人”所为《诗》、《书》、《礼》、《乐》，非孔子而何？能明庄子此篇，可明当时诸子纷纷创教；益可明孔子创儒，其道最大，而六经为孔子所作，可为铁案。）
五经之兴，可谓作矣。（《论衡对作》）
丘生苍际，触期稽度，为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缀纪撰《书》，定礼乐。（《尚书纬考灵曜》）（此云撰《书》定礼，则《书》、《礼》为孔子所作明矣。）
圣人之制经，以遗教后贤也；譬犹巧倕之为规矩准绳，以遗后工也。（《潜夫论赞学》）据周史，立新经。（《春秋纬演孔图》）
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春秋纬演孔图》）丘为制法之主，黑绿不代苍黄。（《春秋纬援神器》）
──右总论六经为孔子所作。
孔子改制托古考（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惟义所在。”斯言也，何为而发哉？大人莫若孔子，其为孔子改制六经言耶？慈母之养子也，托之鬼神古昔以耸善戒恶；圣人爱民如子，其智岂不若慈母乎？子思曰“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欲征信莫如先王。传曰：“可与立，未可与权。”《易》曰：“《巽》以行权。”权者知轻重之谓。拨乱救民，硁硁必信，义孰重轻？巽辞托先王，俾民信从，以行权救患。孔子乎，将为硁硁必信之小人乎？抑为唯义所在之大人乎？况寓言尤诸子之俗哉。）
子曰：“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钺之诛，故称明王之道。”曾子避席复坐。子曰：“居，吾语女，顺孙以避灾祸，与先王以托权”。（《孝经纬钩命诀》）
（孔子改制托古大义，全见于此。一曰素王之诛赏，一曰与先王以托权。守经之徒，可与立者也。圣人但求有济于天下，则言不必信，惟义所在。无征不信，不信民不从，故一切制度托之三代先王以行之。若谓圣人行事不可依托，则是以硁硁之小人，律神化之孔子矣。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方陈受命，制正月，故假以为王法。（《公羊》隐元年何注《春秋》以新王受命，而文王为受命之王，故假之以为王法，一切制度皆从此出。必托之文王者，董子《繁露》所谓时诡其实，以有所讳也。必如是而后可以避祸，而后可以托王。《论语》“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孔子明以自谓矣。何邵公非嫡传口说，何敢谓为假乎？）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得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繁露俞序》）
孔子明得失，见成败，疾时世之不仁，失王道之体，故缘人情，赦小过。《传》又明之曰：君子辞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号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同上）
（孔子以布衣而改乱制，加王心，达王事，不得不托诸行事，以明其义。当时门人犹惑之，况门外者乎？此孔子之微言，董子能发明之。）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所患，而欲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繁露符瑞》）
（孔子受天命，改乱制，通三统，法后王，托古改制之义，此条最为显碻，可无疑矣。）
托记高祖以来，事可及问闻知者，犹曰我但记先人所闻，辟制作之害。（《公羊》哀十四年何注略与《钩命诀》义同，本文自明显。邵公盖深知口说者。）